作者:孙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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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首相纳吉所言,2016年財案是最难的財案,是否如此,见仁见智。政府强调的是,由于油气收入大减,若非消费税打救,財政赤字將无法改善。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的误导性。

油气价格大跌,固然损及税入,可也別忘了,自2007年以来,由于油气价格大涨,政府也得花巨额补贴燃料,补贴数额也在百亿以上。油气价格大跌补贴取消,自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的减少,故不宜夸大油气收入大减的负面作用。

此外,就消费税言,也应看到这是把两面刃。其实,虽说在2015年消费税可带来约270亿的额外收入,在2016年更可能高达390亿令吉。可也別忘了,早在2014年,当时的销售税与服务税的收入,也高达约170亿,估计若继续採用实行,也可能在2016年达近200亿。

易言之,额外增收约190亿,可若政府搞真的反腐倡廉,估计也可能为政府节省百多亿。希望联盟的估计则是,可节省约300亿。显见,若政府廉洁高效,即便油气价格大跌,也不出台消费税,也未必有大碍。

就削减一些部门的开支,如高等教育部的拨款从2015年的157亿减至2016年的133亿言,也不宜夸大其对高教的杀伤力。

因为,整体上言,大马的教育支出是物非其值的。也就是投入量大,可回酬偏低,是没有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支出。因此,未来的重点应是资源的使用效率,而是不计成本的盲目投入。毕竟,资源是有限的,任何支出与投资均应考虑及成本─效益(Cost and Benefit),才可能產生可持续的良好效果。

高教生量多质不高

就大马教育来说,高教的拨款比重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从绝对额来看;无疑,它是少于教育部的413亿,可不论从人数与学校间数来看,教育部的拨款是比高教部偏低得多。

仅以人数来看,在2013年,学前教育生的人数是约19万,小学是274万,初中是136万,高中是84万,技术与职业学校是3万3千多。加总起来,仅是生数便是500多万,学校间数与教职员人数也同比例比高教多得多。

反观高教,若以公立大学在籍生数为基准在2013年也只有约56万人;其中,女生为约34万,男生为约21万,阴气极盛,阳气太衰,且文科生比理工科多。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其实大马拨给高教的百分比,不仅偏高,且偏高得多。

深层地看,大马的高教不但佔用了偏高的教育资源,它还有一个质的问题,也就是量多质不高,就以2015-2016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为例,拥有3千万人口的大马,大学的龙头老大马大,也仅排到第146名。可人口仅有550万的新加坡,其新加坡国立大学却可排到第12名,而南洋理工大学也排到第13名。一个小岛可以出现2间全球名校,可大马却没一间挤入全球百大。

更令人深思的是,大马公立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偏高,显示学习內容有问题。为了减少失业率,毕业后还得再花钱培训他们,以便提高可就业度。

在未检討这些素质问题之前,若还盲目加大投入,是否过于盲目?可別忘了,这是公共资源而资源又是有限的,高教多佔一份,其他领域就得减少一份。我们是否应考虑,把钱用到刀口上,以便產生更大的回报,或使更多有需要者,分多一些有限资源?谈教育,也如同谈其他课题一样,得考虑及效率、效益、机会平等与卓越这4E(Efficiency、Effectiveness、Equality、Efference)。

反思我国教育制度

回到根本问题,大马的教育支出,其实在量上是比上有余的。以2012年,教育支出占国內生產总值(GDP)百分比为例,大马是5.9%,与法国同列,可却比德国的5.1%或日本的3.8%为高。比印度的3.2%及印尼的2.8%更高出整倍。只是,弔诡的是,大马的中学生入学率竟然比印尼还低?即大马68%,印尼81%,连印度也有69%。在发达国,中学入学率通常是100%。泰国也高达87%。

这里也突显出,光是投入资源的多少,並不是关键,关键是有没有善用资源或用得其所。这不仅仅是个寧缺勿滥或寧滥勿缺的二择一,而是教育政策制度及廉洁上有问题。与其去爭论高教拨款的增减,不如去反思,我国的教育哪儿出了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癥结。

大家都在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可问题是,我们並不那么穷,教育的拨款也不比发达国少,可就是不上轨道。教育大蓝图一个接一个赶著出台,可又常是杂乱无序,越搞越乱,口號化多过实质。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个口號治国的务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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