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Tunku Abidin Muhriz

我经常看到令人沮丧的证据显示,马来西亚人的英语水平滑落日益严重。国会转用马来语已有数十年了(旧的国会议事纪录里,依然可以看到使用精美的英文来詮释政策及原则),但是在马来西亚官场上,英语的衰退,不只是因为明確的语言政策,也间接因为其他领域的政策决定。事实上,也许这是国家里,有能力和责任培养下一代讲好英文的最重要机构之失职。

我时常出席一些场合,向全国各地的学生致词:从政府中学到国际私立学校,从公立大学到私立大学。许多时候与学生交流时,例如他们对公民的詮释,对宪法的看法或国家机构的角色,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知识的內容,也包括他们表达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学生根本就不愿意表达,更不用说讲英文了。显然的,我们尚未充分培养出学生自信的公开演讲。

缩写文法更简洁

当然也有例外的,一些学校活跃的演讲学会,在竞爭激烈比赛中的表现,是令人欣慰的:这包括在国际上的良好表现。但是,这似乎像是特殊的课外活动,比如玩滚球或吹双簧管,而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般技能。

这是整个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缺陷:通常种族和宗教两极分化,令情况更分裂,也危及经济机会。很多企业领导人就说,在录取刚毕业的大专生时,他们较倾向讲英语和能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往的学生。此外,我们还必须应对来自不同沟通方式的竞爭,使得句子的建构和发音无关紧要,如聊天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上所使用的语文。

话虽如此,大马的英文確实还有很多的功效,比如缩写,用「x」来否定某些东西,以及像「oredi」和「dun haf」这样的拼写,来表达含义。你有空吗?(u free?)、有吗?(gotah?)和他去哪里?(where he go?),这些缩写比正规的文法更简短。我们语言也提供了一些笑话,就像「马来西亚人学习法律因为他们学习『囉』」(Malaysians studyinglaw because they「study lor」)。

语言除了词汇和语法之外,也是关于行为。词语的起源与文化和歷史有著联繫,而英语的优势在于从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传统中获得许多单词,从而產生了大量的同义词。

语言与文化相连

在马来语中,也有一些词源很有洞察力:譬如在古代,我们並不需將车辆倒转,因此把「goastern」(去后面)结合起来创造出了「gostan」(倒退)字眼,甚至地名也有意想不到的故事:森美兰的Mantin(文丁)曾是锡矿之地(mine tin)。但是,有人不解为何要输入一些词语,如globalisasi(全球化),因为马来文已有「全球」的字眼dunia。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繫也有社会影响:老一辈指出,当我们使用越规范的语文(不管是用马来语和英语)沟通时,我们也更宽容、开放和乐观。一个政治的隱喻比较,就是60年前,还没出任副首相前,出任首任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敦依斯迈,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时的英语文平和最近一位的水平比较。当然,政治和社会的倒退,不是因为说英文较差而造成,但两者有著相似的根本原因,就是源于决策过程中受到政治人物个人议程扭曲。

可悲的是,如今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学校里,学生会取笑说英语的同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尝试表现出比其他人优秀或精英。在打造英语为促进理解和追求成就的语言之前,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现实是,在这个国家,英语教学已成了政治课题。

英语在经济,科学和外交领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人不管是使用何语言,都应展示有关语文的文化,就如早期说英语的人对讲马来语者的第一个印象,温雅有礼,这样的表现,甚至应由我们的领导,在机制中一贯的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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