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穆斯林女性的一生中，无可避免地需面对无数次，来自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追问，关於头巾 (马来文称Hijab或Tudung)的种种问题。除去头巾在某些社会情境中，可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但是，换了另一个情境，自我保护的策略，却有可能是戴上头巾，才能免除周围亲友或陌生人追问和责难的方法。
遗憾的时，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戴与不戴头巾在不同的族群中的討论是非常单一的，忽视了头巾往往不只是头巾，还牵扯著国家、宗教、性別、族群、身份、空间、认同等千丝万缕的问题。唯有去理解一名女穆斯林戴与不戴头巾的理由后，我们才能不以虔诚或不虔诚的简单分类看待，让穆斯林女性在对待自身的选择上获得尊重。
太阳出版社(Matahari)上个月刚出版《头巾文选》(The Tudung Anthology)，共收录了22篇的女性书写。这些女性並非全是穆斯林，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有的是建筑专业的设计杂誌的记者，有的是爱在家里种植蘑菇的老师，或者小学老师、前大学教授、全职母亲、医生作家、兼职或全职文字工作者等，写出她们各自与头巾的故事。
留日四年同学初拒同座
《头巾文选》编辑阿扎莉亚(Azalia Zaharuddin）原本一心想到英语系国家，修读英语或新闻专业的她，机缘巧合之下在日本香川大学，与樱花和日语相伴四年。
自小在学校习惯独处的她，从一个穆斯林为大宗的国家，只身飞到日本东北部瀨户內海沿岸的一个小县市，一个语言和肤色更单一均质的社会，成为香川大学教育系唯一的马来西亚学生。戴头巾的她，比起其他留日的马来男同学更易受到旁人眼光的注目。
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让原本爱发问、口齿伶俐的她处於弱势，常常无法自在地参与课堂討论。最令她难受的是，日本同学儘管礼貌亲切，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坐在她身旁的座位。她在《家书文选》(Letters to Home)中的「Sakuras are Beautiful, but Nasi Lemak is Better」，如此写道：
「刚开课两周。他们说得对，適应陌生环境是困难的。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sensei（日语，老师的意思）到底在说什么。看来两年的基础日语仍嫌不足，我只能呆坐在那里，看似自信地点头示意。我甚至开始习惯接受没有人愿意坐在我身旁的事实，除非那是班上剩下的唯一座位。有的人甚至寧可站在课室后端，也不愿意坐在我身边。」
受访那天，她刚好禁食，未点任何饮料。落地玻璃窗外的阳光透进书店里，天气大好，与她忆述这段回忆的內容形成强烈的对比。或许书写本身已释放她那种无奈的情绪，所以她的语气要么爽朗要么平稳，没有一丝难过。
「他们知道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没有任何同学愿意坐在我身旁。我大受打击，开始烦恼到底要怎么办，尤其你遇到一些议题想找人討论的时候。於是，我强迫自己要问很多问题。我知道如果我继续沉默，不能改变什么。」
那段適应和学习成为显著少数的艰难和孤独的过程可想而知，但是她能理解这种对外国人的排外並非日本专有，况且日本社会也並非人全然的不友善。虽然她是该系唯一的穆斯林学生，但是大学还是很关注设立祈祷室的问题。
「系上偶尔有些印尼穆斯林同学，但都是短学期的学生，几个月后就会离开，只有我是四年的大学部学生。我的宿舍离学校很近，我其实可以回去宿舍祈祷就好，但是他们还是很友善，坚持要给我找个祈祷的空间。」
头巾作为標记：谁比较穆斯林？
阿扎莉亚用流利的英语，偶尔掺伴著马来语描述，提到《头巾文选》其中一篇「未竟穆斯林」(Belum Muslim)也有类似的情节。
华盛顿大学东南亚系硕士毕业的Alina Burner笔下的「未竟穆斯林」，其故事背景是发生在西方社会。主人翁安娜是一个刚信奉伊斯兰教的白人大学生，正努力学习如何当一个穆斯林，同时在祈祷以外的时间做回原来的自己。她每天花一两个小时透过Youtube视频学习戴头巾，同时学著適应旁人各种凝视；也会义正言辞地纠正想到阿富汗当兵的男性，布卡(Burqa)不是戴在头顶上的头巾，而是一种罩袍。
不諳阿拉伯语的她，拿著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版的可兰经，到祈祷室进行礼拜五膜拜。几个女生从祈祷室走出来时，有个身穿天蓝色上班套装的女性站在门口，表明准备考社工执照，因此想访问一些穆斯林关於伊斯兰的议题，並直接问安娜：「我可以访问你吗？」
安娜顿感错愕，她身旁的两位工程系的朋友自出生就是穆斯林，她不过是才踏进祈祷室几次的菜鸟，却被相中为访问的对象。关键在於她们的外在装扮，决定了谁看起来比较穆斯林。安娜身穿黑袍、头戴偌大头巾；她的朋友只穿简单的运动衫和围巾，配搭牛仔裤。对方问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男女分开祈祷、伊斯兰如何对待女性、作为穆斯林女性的经验等，安娜当下心慌地以赶时间为由，丟下两个朋友落跑。
作为穆斯林女性，基於宗教信仰，需身穿头巾和黑袍。那可以是履行宗教义务的表达方式之一，也可成为身份认同建立的来源，同时却成为西方社会的「异类」，经常需要適应和抵抗来自外在的怪异目光和偏见，严重时甚至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挞伐，或是推动落实打压少数穆斯林的政策。
责难与刺青：只是穆斯林的问题？
Raja Ummi Nadrah在「揭开面纱」(Unveiled)的故事中，提到一个在本地国际伊斯兰大学就读的女生。她每次搭巴士时，为了避开眾人目光，总是习惯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方便在她快到站的最后十分钟，无视巴士司机从倒后镜映射不同意的眼神，迅速地开始从书包拿出黑袍(abaya)和一公尺长的头巾利落穿上。
有次却被同站下车、不相熟的学弟，以「我是你在伊斯兰里的弟兄」为由，认为他有义务给予劝告，质问她为何不遮掩並劝她要有羞耻心，而引发两人的爭论。当中不是只有如何詮释宗教的问题，还有非穆斯林一样也会面对的性別不对等的权力关係。
所以，「头巾」只是穆斯林，或穆斯林女性才会遇到的「问题」么？
不同族群社会对刺青都有一种既定观点，只是背后支撑的理据各有不同。
「刺青与头巾」，出自小学老师Shaf Ghani之笔，说的一个女人成为妻子、妈妈以后，每逢出门就会身穿全套的马来传统服装和头巾，除了是为了迴避周围目光和家婆的质问，也是为了遮掩自她年轻时就已烙印在左掌附近的「Freedom」 刺青。虽然她心里不明白，为何人们认为印度手绘(henna art)是一门艺术，但是墨印刺进皮肤里的刺青就是对信仰的一种冒犯。
关於一块布的书
推介礼前两週，她开始变得非常担忧。网络上突然流传很多关於头巾的激烈辩论，她很担心人们会单看这本书名，直接判断它是一本关於宗教的书。
阿扎莉亚在介绍文中，开场就先表明立场：「这不是一本宗教书籍。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关於一块布的书籍，以及它如何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编织入人们的心里，並引起各层次且不同的连锁反应。」
她表示，「我在推介礼也提到，你会明白她们戴/不戴头巾背后的故事。这不是关於容忍的问题，这跟互相理解不同，互相理解是你知道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当你理解她的理由和行为后，你才不会评价她是一个不那么穆斯林，或標准虔诚穆斯林的简单分类。」
「这些书写的女性，包括任何一个穆斯林女性，她们都在自我追寻的旅途上，需要被理解和尊重。 」
可是，她认为当前討论的困难在於，当有人提出疑问时，有人会在没有给予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把问题压抑下来，而难以促成真正的理解。
她今天头戴赤黑色头巾，左侧的头巾上穿过一支深粉红的大头针，简单却显眼。年纪轻轻的她，说话很有条理，补充：
「它不只是谈论头巾，也不是要討论对错的问题，而是创造一个互相理解的空间和基础。」
她说，关於头巾的討论，总是出现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一见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就认为她们是受到压迫、亟需被解放的女性；另一种看法则是认为，穿戴头巾是身为穆斯林女性的不可鬆懈的责任。
女人非「大写」：敞开心怀聆听她们的声音
在过去数个月编辑此书的过程，六十岁的母亲也一直陪伴在旁。 阿扎莉亚笑说，母亲有时也会因自己的宗教观点和立场而对文章提出批评。她语气忽然严肃起来，「这也是我希望避免的。我不希望这本书变成人们互相攻击的武器，最终使女性受到折磨。」
「我们需要敞开心怀来阅读，明白她们为什么做那样的决定。我们都可以轻易地批评別人戴/不戴头巾，但是当你阅读她们的文章时，你能够理解她们曾经经歷过哪些事。」
最令阿扎莉亚感到难过的是，女性之间也会互相指责，「当女人也不帮助另一个女人解围，为另一个女人辩护不戴头巾是她的自由时，这个討论就会变得困难。」
这说明了女人並非英文大写的女人「Woman」，內部均质单一，而是充满差异异质的小写「woman」，会受到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社会阶级、职业类別等因素而出现分歧。
关於为何是女性书写的问题，她说，「我最基本的回答是，男性对於女性的品头论足真的已经够多了。」
「女性的身体和服装打扮经常成为男性评论的话题，例如你的裙子太短诸如此类的。我不是要批评什么，如果我们在討论头巾的时候，还要邀请男性来跟女性说他们的看法，你会觉得……既然这是女性亲身经歷的事情，就让她们说她们想说的。」
在这些女性书写中，无论是真实个人经验或是虚构的原创故事，散文或诗歌，更复杂贴实地表达了穆斯林女性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处境。她们戴/不戴头巾的原因多样，也会因为外在所引起的一连串反应，以及身在其中的各种复杂感受，影响她们在不同情况底下採取不同的回应，或顺应或抵抗。
无法將她们的態度或立场简易归类——她们是虔诚的穆斯林，或她们是受到压迫的一群，正是阅读这些文选的珍贵之处，也是阿扎莉亚不断强调出版此书的最大用意。她们与头巾之间的互动经歷，是一个伴隨著个人身份成长，而持续不断的漫长过程，包括各种疑惑、焦虑、愤怒、快乐和认同形成本身，端看那个社会是否允许公开开明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