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罗贵玲
「安娣，好吗？」我问。
安娣：「好，还是一样啦。」
我拍拍安娣的肩膀，並肩坐在她身边。
坐在我身边这位安娣——林玉?，一头灰白短髮，戴著看起来度数不浅的近视眼镜，身穿素色条纹上衣与长裤，她几乎都是这样的打扮，静静坐在那里，你没问问题，她一般少话。但和她聊起话来，你会发现她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愿意滔滔分享。
71岁的她，脸上没有一般因年迈而显露的倦容，眼里满是坚定，整个人总是散发著平稳的气息。五年了，需要她出席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坐在这里。「这五年来，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一直没有问出口。
「Court，bangun……」（法庭开审前，法官入席时执勤警员发出全体肃立的口令。）
在等待中度过
民眾吵杂声，顿时像是整地的灰尘被强力吸尘机吸走一样，消音——肃静。在这个公义至上、寻找真相、还公道于民的殿堂，一般来说，多数时候都是处于严谨状態中的。很难想像，这里会有兴高采烈，喧哗热闹的状况出现。
9月29日那天，正是如此状况，有別于平时的冷清，气氛低靡。那天高庭內挤满了笑容满脸的人们，不是西装笔挺，就是新年期间去拜年会穿的美丽衣裳，有些还手捧束花或礼物，暂时忘掉身在法庭的话，我差点以为我是在某人的结婚晚宴了。原来，当天是几位刚毕业律师的宣誓典礼，到场的是前来共襄盛举的亲朋戚友。
于是乎，本来预定9点开始的审讯裁决，被9点半开始的毕业宣誓礼取代。安娣和家属，律师，还有关心此案件的我们，没人在事前被通知，我们自然而然需要默默的等，就如同我出席其他案件审讯的状况一样，从没在被告知的9点准时开始，多数时候不懂几点开始，我们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等，等一两小时、半天、等答辩人律师出现、等法官休息喝茶、有时等了半天突然展延。这样一等，审讯就用了三五年。
儿子死于拘留所
「都耗了我们这么多年，多等下没差。」安娣说。
眼睛定定的在望著前方法官读出宣誓礼闭幕致辞，內容围绕在「你们是大好青年，国家未来的栋樑，你们別忘了父母养育之恩，父母的期望……」。
谢进利在扣留所死去的时候，36岁，子曰「三十而立」的年龄。谢进利是安娣的儿子，五年前因涉嫌企图偷窃摩哆而被送去檳城丹绒道光警局扣留所，在早上5点10分被送入扣留所，根据警察巡逻扣留所记录显示，5点20分谢进利状况良好，5点30分却被发现以囚衣吊死在扣留所內。警方称进利自杀。
毕业律师宣誓礼结束，法官离席休息。「不知道法官几点会回来呵？」安娣笑笑和我说。
庭內恢復平时的冷清，剩下家属、记者朋友、和几位非政府组织的关心者。约20分钟后，法官入席，开始宣读裁决。
「死者从被逮捕及扣留一刻起就交由答辩人监管，答辩人有责任確保死者免受于死者本身或被第三方造成的伤害；一旦死者在被扣期间受伤，也需马上接受治疗。」
没办法恭喜
答辩人分別是大马政府、13名警员（负责逮捕及扣留谢进利、当时在警局內执勤、调查案件及看守扣留所的共12名警员及时任全国警察总长）及3名志愿警卫团员（2名参与逮捕谢进利的警卫团员及时任志愿警卫团总监）。家属起诉答辩人疏忽或失职，导致谢进利在警方扣留期间死亡。
「答辩人必须向起诉人作出责任赔偿11万4000令吉、殮葬费1万5000令吉及惩罚性赔偿2万令吉，同时支付3万5000令吉堂费，及总赔偿额的5%利息（从案件入稟高庭至答辩人作出赔偿为止）。」
法官离席后，我问安娣还好吗？她一如往常，小声平静的说：「终于结束了……」我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她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转过身，身后的其中一位亲友说恭喜她。
胜诉了，可是，我没办法恭喜她。就如同我在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没办法问：「你好吗？」一样，要去问一位无故失去一名孩子的母亲「你好吗？」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知道答案的，可能担心自己不懂得如何回应，或者大部分时候是觉得自己明知故问，不想关心沦为庸俗的客套问候。
案件疑点重重
谢进利的案件在司法程序上算是结束了，如果答辩人没有提出上诉的话。但是其他扣留所死亡的案件，死得不明不白的、正在审讯中的、不知道可以上诉的、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发生的，还很多。
从2010年至2017年3月，我国一共有1654人丧命于扣留所，平均一个月20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数据。
如果在执法单位、有执法人员监管的空间里，都可以是那么不安全、没公义的，我们要如何相信他们可以確保社会公义与保护人民呢？试想像今天你踏进警察局报案，你是需要担心自己的安危的，那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谢进利案件里重重的疑点，没有人给予解释。谢进利为什么会开著自己的摩哆，去偷別人的摩哆？那10分钟內到底发生什么事？24小时有警员监控的扣留所闭路电视，有人看见什么吗？闭路电视有操作吗？录下什么？影片在哪里？冒签进利签名的警员，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吗？除了赔偿（其实部分也是我们人民纳税钱），那些失职的警员，会被惩罚吗？这些至今还是个疑问。
「赔偿还不了一条性命」这是我们都懂的道理。但愿这会是一个借鉴，也能鼓励更多冤案家属站出来爭取自己的权益，让民眾理解到自身的权利並被赋权协助身边人伸张正义。或许最大的效应，是提醒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该更认真，更谨慎，而非草率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