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陈锦松
80年代开始参与华教运动的前董总主席叶新田10月16日最终在与挑战派的斗爭中进入了关键点的一场「法庭审判」，结果却意外在藐视法庭的罪名下被判入狱30天或向法庭道歉及罚款一万令吉，叶考虑多时选择了前者。他的坚持到底要为谁而战，要为谁入狱？
事件起因于高庭在2015年8月21日驳回叶新田要求撤销5州董联会（森美兰、砂拉越、檳城、霹雳及彭亨）禁止他阻止823特大的禁令申请，可是隨后叶新田却不顾法庭的驳回，向莎阿南法庭再度申请禁令，因此被控藐视法庭。
华教运动的人事纷扰，走到这一步，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悲剧」。翻开马来西亚的华教史，华教领袖没有不是为了抗议政府的打压而奋勇搏斗、顽强抵抗致身陷囹圄，令人动容。我国政府的单元种族政策不断困扰著华教一向坚持的多元文化及语言，如果不是当年三位已故华教斗士林连玉、沈慕羽、林晃升的无畏无惧，以及前教总副主席陆庭瑜的牺牲奉献，华教不可能会有今天的「风采」。
应对政党政治有所求
有近200年歷史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1951年面对《巴恩报告书》企图消灭华文学校，促成了林连玉及沈慕羽创立了马来西亚华教教师联合总会，以集合华社力量为华文教育的不被消灭「护航」。60余年来，华文教育在政府偏差的政策下，曾经面对生死存亡，更激发70年代掀起风起云涌的华教保卫战，为华教打开新页。
华教已成为华社最有动员力量的群眾运动，以至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与华教存在千丝万缕的关係。独中统考文凭沦为政治的「工具性」角色更是显而易见。
每逢大选前，统考的是否承认总是成为美丽的「画饼」，满足政治的特定需要，它特別可以吸引华人社会的关注，甚至于影响票源。最近统考的议题又在重启，就知道大选的脚步已近。董总的態度很关键，作为有担当的民间组织，应该无惧地对政党政治有所求，甚至不必迴避施压作为力爭的手段。
董总对爭取统考的承认在「激进」与「柔势」中的选项无需犹豫不决，一味的「妥协」或「隨缘」或將把自己逼入穷途。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如果在来届的大选还在复製过去的「忸怩作態」，不愿意做「明確」的表態，甚至在利用协商的「幌子」展现「拖」之绝，董总实在必须表现「强硬」立场。歷届大选为何一直看到统考的承认永远没有「完结篇」，画饼最终还是吃不著的画饼，证明了这只是政党政治屡试不爽的技俩。
2012年获得批准申办的关丹中华中学或许是董总两个阵营大分裂的最终导火线。以叶新田为首的当权派与以傅振荃为首的挑战派展开了最激烈內部斗爭，关中的身份认同是双方的角力点。关中到底应归类为独中、国中、还是私立国中等，双方各执一词。
爭论的焦点事实上是政府批文：关丹中华中学的批文无疑的是私立国中，考大马教育文凭（SPM）为主。当权派坚持关中的批文是不能含糊不清，並认为此举可能是政府对今后创立新独中的「参数」，对后续独中的申办会留下污点，因此不愿妥协。挑战派的立场是「边走边修订」，但经过5年的时间，批文修订没有进展，仍然如「空中楼阁」。双方的坚持，却找不到华社德高望重者来调停，结果越斗越狠，唯有对簿公堂。
2015年发生的823事件，给华教留下污点，也给华社看到华教人士从文斗到武斗，当天特大的召开地点加影董总，两派对峙、剑拔弩张、肢体衝撞，最终需要调动警方介入，场面之混乱、使华人一向引以为傲的华教蒙羞海內外。
华教內部的权力廝杀，最终只有转到法庭应战。常言道，投身华文教育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为了爭权，两派的斗爭却可以斗得你死我活，不知道「吃力不討好」应该要如何去理解？
华教问题交到法庭了断本来就不是「好事」，走到这个地步，双方应该仍然继续探索和解方案，伸出橄欖枝，在矛盾中寻求共识，化干戈为玉帛，否则新成立以叶为首的「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將会继续与董总展开抗爭，形成华教两股势力的长期对峙。
內部斗爭须沟通和解
法庭对华教的理解或许是片面的，如果任何华教问题都诉之于法律，华教將落入多事之秋，可能留下后遗症，进而把话语权让位给法庭。
叶新田选择了坐牢，这是华教斗爭中，前董总主席因为华教的內部分歧而入狱的首例。另一派对叶的牢狱之灾是抱著怎样的態度，令人关注。另一个双方的「决战点」將是三位独中家长郑育智、周志光及余云中于2016年10月入稟吉隆坡高庭，针对「开放统考给关丹中华中学將不影响统考合法性」申请司法解读，並把教育部及董总列为答辩人。独中家长的出发点是认为1996年教育法令明文规定，统考是60所独中的內部考试，所以申请司法审核，旨在对症下药及一劳永逸解决开放统考给关中的问题。
如果华教內部的斗爭已经进入赶尽杀绝的生死决斗而不是努力谈判、沟通及和解，估计华教的明天將难有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