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黄进发
吸取了战前魏玛共和国政党恶斗为纳粹乘机崛起的惨痛教训，战后德国民主的设计重视政党的健康发展和竞爭。除了「联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MMP），以及排斥极端政党的选后联盟，还有一要素值得我们参考：政党辅助金。
民主政治是很昂贵的游戏，单单雇聘职员就是一大笔账，选举时竞选活动更加要花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钱从哪里来呢？最不食人间烟火的想法是党领袖、党员和支持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了伟大的政治理想牺牲自己。这种状况，一般只有在政党在野而基本盘感觉被国家欺压时才会发生。
一旦政党执政了，一般党员和支持者就不相信政党会穷，至少会期待担任行政职务的高层会找钱或出钱，而不可能比做官的党领袖更慷慨解囊。
由担任公职的党领袖承担起政党財务不合理吗？事实上，多数政党都要求公职人员上缴10%-20%的薪酬，然而以政党营运开支之大，就算把上缴比率加倍还是入不敷出。而公职人员上缴比率越高，有意愿全职从政的人才就会越少，最终大部分议员將是家底厚实或者事业上岸者。
政党的最大资金来源正是私人金主。就算金主没有从政府工程、採购回本的不法行为，被资助的执政者、立法者恐怕很难完全避免利益衝突，不照顾金主。
实际上，美国民主最为人詬病之处就是游说活动──从政者需要大笔金钱来竞选和运作，私人金主得以金援换取政策，最后让政治变成钱权交换的精英游戏。
政党由纳税人养
要政党不沦为金主的工具，或者不假公济私，不能单靠加强反贪机关、管制政治捐款、阳光法案、公开招標、反贪ISO之类手段。只要政党无法財务自主，再强的反制手段都会沦为虚文，因为政党，至少执政党，不可能作法自毙。
要政党不贪，最关键的手段是確保它们不贪仍然能够生存发展。异言之，既然民主需要政党，而政党需要钱，就让整体纳税人而不是少数金主养政党，与李光耀「高薪养廉」的逻辑类似。
德国《政党法》规定，辅助金有两个基础：一，选票，首400万选票每票可得0.85欧元（4.12令吉），之后每票得0.7欧元（3.39令吉）；二，党员捐、民意代表捐与一般个人捐款（至3000欧元／1万4550令吉）总计的捐献所得，每一欧元（4.85令吉）可得0.38欧元（1.84令吉）。
以2007年政党辅助金分配为例,基督教民主党CDU共取得3544万6493选票（33.22%），可申请选票补助金2541万欧元（1亿2323万令吉），另外捐献所得达7203万欧元（3亿4934万令吉），可申请捐献补助金欧元2737万（1亿3274万令吉）；两者总和为5278万欧元（2亿5598万令吉），占各党申请总额的33.68%。
在1.33亿欧元的顶限下，最后该党分得4479万欧元（2亿1723万令吉），占实质分配总额的33.86%，与得票率相差不远。其他各党也类似。如下表：
受惠者不止在联邦眾议院內有代表的6个大党，还包括15个被排除在国会外的小党。这確保如果有新的议题冒起，而原有政党无法有效代表，那么应运而生的新政党在首次参选后就可以用选票和捐款拿到更多钱去发展，急起直追与大党们爭一日之长短。与其让新议题的支持者因为被政党体系排斥而激进化或转入地下，这做法把新势力吸纳入政党竞爭中，巩固民主。
以恶名昭彰但贏得第三多选票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为例，一方面其他6党都拒绝与这个仇外的极右政党共组联合政府，只要它没有被撤销註册，它就可以得到政党辅助金继续壮大，给予另外6党竞爭。这两者並无矛盾，因为前者是主流政党的自愿行为，后者是国家义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款项，並非全数拨给党中央，州选举中党每得一票，州党部可分得0.5欧元（2.42令吉），大党的州党部一般分到1/8-1.7左右的款项，这进一步强化州党部的自主能力，避免政党变成过度集权，危害民主。
民联州属可开先河
如果我们要师法德国发政党辅助金，为了避免政党在捐款数字上做手脚来博取更多辅助金，可以纯粹以选票比率分配。以同样的0.04比率加诸2018联邦预算案，政党辅助金总额就有1.121亿令吉，取得10%选票就可得1121万。（可参考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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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选票有多少呢？2013年大选时，马华与国大党得票总和为10%，公正党得票为20%，巫统得票近30%。换句话说，中型政党一年有1000万，大型政党有3000万，绝对足够正常营运开支（不包括选区发展开支），没有非贪不可的需要，反制贪污的法条政策就有可能成功。
国阵对反贪改革从来没有兴趣，但是，要落实政党辅助金並不需要联邦政府改朝换代。各州政府一样能根据州选举得票分发辅助金。由于州预算太小，0.04%可能太少，如果提高到0.25%，10%选票在雪州一年可取得780万令吉，即使在比较穷的丹州也可取得240万令吉，绝对足够让政党合理生存和发展。改革的承诺要可信，改革者自己必须未雨绸繆、不会作法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