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砂拉越华人学术研究会会长林韶华博士告知砂拉越仅存的南侨机工兼抗日英雄李亚留永别的消息，我的心里不禁恻然：砂拉越这片土地上曾经记载的南侨机工的故事，似乎就如众多英雄永别后，注定成为历史的遗迹，并且在历史的怀抱中成为后人瞻仰和好奇的镌刻了。
去年至今，短短的一年半内，砂拉越仅存的4位南侨机工，不约而同地先后向世人挥手说：珍重，再见！
啊，再见——竟是永别！
他们仿佛告诉世人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和任务，接下来应当是后人肩负责任的时候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慷慨激昂的情怀不应随着历史的浪花粉碎成海岸上瞬间的几许泡沫和空气中挥发的一缕轻烟，不是吗？“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的时代邈远了，太平盛世是否就来临了呢？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代，都有追寻的梦想和理想，那么现今的我们，究竟追寻怎么的梦想和理想呢？
倘若有更多的后人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么我们是不是更有能力拨乱反正，历史就能让后人看见更多的挺拔硬朗的铮铮风骨？！
我想，李亚留的永别，就如许多南侨机工的永别一样，不是拨乱反正的句号，更不是志士风骨的消弭，而是把身影和精神感召，高悬如日月，朗照寰宇。我想，应该有更多的后人，尤其在国事堪忧之际，时时有“节乃现”的恢弘志向，在古人的风骨中学习传承使命与责任。那么，传承与发扬就能源远流长了。
李亚留，本名廷光，福建古田人。1919年的农历12月26日出生于古晋。廷光，是父亲取的本名，“廷”是辈份。李亚留另有一个名，叫李亚筹。只因他喜欢流浪，所以同学把“廷光”叫成“亚流”。他不喜欢这个“流”字，于是改为“留”，并且以“亚留”作为名字。因此，他的本名李廷光就鲜少人知道了。李亚留还有一位堂兄在中国福州，名叫李廷楼。
19岁时，李亚留到古晋福州人开设的张福源号任职，每月薪水为六元。后来，他学驾车，也正因如此，在1939年南侨总会代表中国后勤部招聘机工时，李亚留便受邀请去报名参加。其实，早在1938年，李亚留即已积极参加筹赈会的活动，以义卖，洗车来筹款赈救中国抗战的难民。
李亚留是从古晋出发的第一批三位华侨机工之一，另两位是叶子英和陈亚历（陈志生）。他们向当时的筹赈会主席黄庆昌先生拿到每人五元的川资后，乘船到新加坡，在同济医院正式报名参加南侨机工队。他们在新加坡期间，受到很好的招待，住在同济医院，吃在南天酒楼，一切都是免费。
根据档案史料，李亚留是从新加坡安南到中国的第六批机工之一，这批机工为124人。他们于1939年6月19日从新加坡乘坐丰庆轮经西贡，河内而到云南昆明。在西贡上岸后，由中国驻西贡的领事接待和安排行程。火车一到，他们便立即登程，前往河内。他们在河内停留一晚，然后坐火车到中国云南境内的河口，再续程前往昆明市。这批机工的总领队就是来自砂拉越的叶子英。李亚留说他是第五批的华侨机工，人数有五百多位。但是档案记录却写着李亚留、叶子英、陈志生都在第六批的机工名单中。
李亚留和队友们在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当时隶属的单位是后勤部昆明西南运输处设在云南下关的第14大队42中队。受训的生活是每天清晨四点听到起床的号角后，大家便到田芭去洗脸，然后去买早点吃（通常都是豆浆和油条），接下来便是受训了。
潘家湾现在已是昆明学院校区内的一幢建筑物罢了。主建筑周遭被许多现代化建筑包围，其风貌已改变。陈共存（陈嘉庚先生侄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云南省侨联南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名誉会长）在《弘扬南侨机工精神》一文中所言： “我看到南侨机工睡的是地上的草席，盖的被子单薄，还要到周边的田野小沟里洗脸，这与他们在国外舒适的生活完全两样，我心里在赞美他们能坚持辛苦生活的同时，也十分难过。”李亚留是第五批到来的，已有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寄来的毛毯、卫生衣和药品等一批物资，但清苦的生活仍旧是大家共同的命运。
后来，李亚留又到贵阳图云关接受了一个短期的受训。训练完毕，他就去考驾车执照（考到第三等），同时以上士驾驶员的军阶，投向中国抗日战场。第一次驾车出差时，他就在田地里翻了车，所幸没有受伤。到了畹町，他领到美国送来的GMC名牌新车，后来改驾道奇牌车子。这些车子的性能很好，李亚留也很珍惜他驾的车，常细心照顾，不曾在路上抛锚。晚上，他就在车上睡觉，看管车子。这就是南侨机工“以车为家”的真实写照。
日本攻占缅甸，切断滇缅公路之前，滇缅公路在云南境内的惠通桥和功果桥是日机轰炸的目标，李亚留曾两次在功果桥遇上日机的轰炸。功果桥遇炸的那次是最危险的。9架日本飞机从中午12时到下午3时轮番到来轰炸，幸亏第一轮没有投弹，李亚留赶快走避，最后一批四架飞来，功果桥终于被炸中了。李亚留建议用空油桶搭建浮桥，一中队的车队才能渡过澜沧江，把军用物资送回中国的目的地，同时也是在这次行动中逮捕到了日本间谍并押送前往重庆。
功果桥的日本间谍被逮捕以后，就不再有敌机来轰炸的事。云南多山、多云、多雨，飞机要轰炸目标并不容易，除非有间谍内应。遮放的东北，是芒市和龙陵，过了惠通桥，就是保山和下关。李亚留在龙陵时曾遇见售卖鸦片的华侨，而且还要他帮忙载鸦片，李亚留大怒，直斥对方为汉奸。
1939年至1945年间，李亚留跟随着部队，转战于中、缅、印各国，到过许多地方，也曾多次遇到危险。他于日军攻下缅甸之前，英国人仍在统治的时候，在滇缅公路往返运兵，次数多到难以计算。他最后一次驶经滇缅公路，是从缅境载送缅甸侨领许文顶，邱新样和李文珍到陪都重庆，同时也运载汽油和军火到广西柳州。他在柳州见到白崇禧将军，因为出差时没有发给粮饷，白崇禧将军就给了他五块钱。当时的五块钱已够一个星期的费用（因为买一只烧鸭也不过三毛钱罢了）。李亚留在缅甸服务的时间很长，他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缅甸政府发给他的驾驶执照。
1941年元旦，李亚留和队友们来到云南下关，大家正要用餐的时候，日本战机突然前来轰炸，结果大家都被迫逃命了。李亚留也曾在惠通桥发生撞车的意外事件，队友把他车上的物资载走，只留下他在滇缅公路上做“山大王”，过着打游击似的生活，等着政府派人来救援。
他最后一次过滇缅公路，载送缅甸侨领到重庆之后，滇缅公路也被切断了。这时候，那些运载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华侨机工也跟着部队撤往印度。驻印的中国部队不久即开始整编，招募兵员，进行训练，准备反攻。这时，李亚留由重庆飞往印度的阿萨密（Assam）参加远征军，但他却被派往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设在阿萨密的办事处担任司机，无法实现他的理想。
李亚留在四行办事处任职期间，觉得终日运载黄金、美钞和达官贵人的家眷始终非长久之计，于是辞去这份工作，转而到印度孟买学习修理战船和航海。后来，他遇见一位会说华语的英国军官（马来亚抗日游击队的领袖之一）刚从马来亚回到印度以招募兵员。后来，李亚留和两位船厂员工接受招募而加入了联军的Z部队。他们在一位缅甸少校军官的训练下，在大吉岭学习跑步等基本军事课程，并且练习跳伞三次，准备空降马来亚，从事敌后游击战。当时，已有来自古晋的华侨机工张文顺已抵达马来亚参加游击队了。当李亚留和同僚受训完毕，正要出发前往马来亚的秘密地点时，却被通知日本已经投降。因此，Z部队取消了空降马来亚的计划，随后也被解散了。
李亚留又回到加尔各答驾驶汽车，运载军火到码头，送到中国去。后来，运载工作完毕之后，四份之三的中国卡车卖给了印度，只有四分之一送回中国。中国军队曾借给英军吉普车应用，战后，英军还给中国的却是连罗华。
不久，中国发生内战，李亚留的上司某连长要李亚留随部队到中国作战。李亚留表明他只要抗日，不打自己人，断然拒绝回去中国参战。而后，他向印度政府多番交涉后，才被准许复员回乡。
1947年，他从印度经过新加坡而回到砂拉越古晋。
李亚留在印度时，认识一个新加坡人，这个新加坡人拥有船只，砂拉越轮船公司租用他的船运载树桐。李亚留回到砂拉越后，就到这艘船上工作。后来，这艘船改换航线，川行新加坡与槟城，李亚留就辞职离开了。
1948年，李亚留买了一辆福山牌小型巴士，在古晋地方行驶。这辆小巴士只能载七个搭客。李亚留为了纪念当年在昆明参加抗战的日子，而以“昆明”作为车名。不久，古晋出现了以“云南”，“贵州”作车名的巴士，虽然这些车主并没有到过这些地方。就在这时候，田汝康（云南昆明人）博士受英国政府的委派，到砂拉越来研究华族社会，他见到李亚留的“昆明”号巴士，就上前与李亚留攀谈并询问巴士取名“昆明”的原由。
后来，李亚留改营航运业，川行古晋与伦乐两地，并且在伦乐定居下来。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李亚留在次子李锦明，女儿李美娟与李美菁的陪同下，事隔69年后第一次重新踏上中国昆明这片土地，以96岁的高龄有了得来不易之中国行。因为自1995年始，中国政府已多次邀请李亚留出席中国抗战胜利的纪念会都未能成行。李亚留之成行是续2013年砂拉越机工许海星前往中国后，另一位获得中国政府关注和重视的南侨老机工。
目前，昆明博物馆已将李亚留文物编列馆藏“文物贰拾壹仟”第4714-4733号（许海星的文物收藏编号为第4734-4793、冯增标的文物收藏编号为第4704-4713号）。
如今，李亚留的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了，而他却在2018年5月3日向大家永别了，享年106岁。一得知李亚留仙逝的消息，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白天、中国驻古晋总领事程广中、集美学校委员会、陈嘉庚纪念馆、陈嘉庚长孙陈立人携子陈毅、陈铭及全家等都立即发来唁电表达对李亚留家属节哀珍重之意，也赞扬民族忠魂、南侨机工精神永垂不朽。新加坡老归侨陈毅明于厦门还特地写下挽联悼念一代抗日英雄。
李亚留先生千古：
打日寇，功垂祖国宗邦；
播友谊，业成古晋新乡。
啊，挽联啊挽联，能道尽历史岁月的沧桑和一身的悲壮吗？
啊，斯人渐远，其神益彰，不是吗？
六十年前数千华侨青年到中国参加抗战的悲壮事迹，砂拉越南侨机工的事迹，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又怎能可以轻易忘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