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高教部矢言要將大马打造成为东南亚区域高教中心,但我国高教水准在国际排名不断跌落;但同时间,我国私立学院和大学却如雨后春荀般越来越普遍,学子的升学管道也越来执多元化,教育似乎是门好生意。

只是大学「水平低落,但越办越多」的现象,到底透露了怎样的讯息,以及我国的高教到底面临了怎样的困境?

高等教育是阶级流动和提升社经地位的主要管道,华人传统也有「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美德,但国阵政府在1969年以后推行大学名额固打制,以及严格控制私立大学设立,让当时有能力者都送孩子出国念书。

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的潘永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是在90年才松绑,但政府却將教育准证批给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財团与商业机构,而不是让非营利的慈善团体、教育机构、民间组织去办学。

潘永强:我国不重基础学系,以致科研没办法提升,导致许多工业领域无法掌握核心技术而必须国外引进,无法迈向先进国。
潘永强:我国不重基础学系,以致科研没办法提升,导致许多工业领域无法掌握核心技术而必须国外引进,无法迈向先进国。

他表示,美国顶尖大学都是私立为主,例如哈佛、耶鲁等常春籐名校,但这些顶尖私校的办学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学校股东不得获取利润分成,所有收益用于学校发展及提高科研教学水平;虽然美国也有以赚钱为办校目的的大学,而这些大学从来都不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流。

但是,我国高教部对高等教育的想法,并不是作知识研究,也不是要推动科技的进步,而是要將高等教育打造成以製造盈利为目的的一门「生意」,课程设置也意商业化和市场化为导向。

潘永强直言,当高等机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结果,变成只偏重于教学而不注重研究与研发,也忽略了基础学科或研究取向的专业,如纯数学、物理、化学、经济等。

因此,我国私立大学在市场逻辑考量下,必然是以「赚钱」为方向,以及確保能招收到极大化学生数目的科系,并且让学生能与就业市场接轨,所以科系的设定皆以热门技术性科系为主。

科系高度重叠

此外,部份私大虽然办学水准不错,但其投资大笔资金作校园建设,必然要看到盈利与回收,即一定是从学费赚回来。因此私大科系都高度重叠,例如会计系、市场与企管系、资讯系、传播系、设计系;但没有私大会开办中文系、政治与社会系等人文与社会科系和基础学系,即比较是以研究和学术取向的科系,如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美术等,用以探索未知与从事科研,甚至整合该领域的知识。

「社会是多元与復杂,环境与趋势一直在转变,我国不重基础学系,以致科研没有办法提升,让我国许多工业领域都无法掌握核心技术而必须国外引进,无法迈向先进国。」

他举例,如今我国政府强调发展AI(人工智能),並且积极推动电子商务,要迎合大数据趋势等,唯我国缺延基础学科如纯数学或电脑科学的人才,以致许多基础技术都靠外援。

他再指,现今气候与环璟变迁对我国影响渐鉅,大马已出现22度低温,沙巴也出现地震,这种攸关生存环境的专业,如环保与生態、再生能源、大气科学、地质研究等理应被重视。但是,因为这些科系「不赚钱」和太冷门,並且其硬体与实验室所需要资金不菲,在盈利导向的经营逻辑下,鲜少有私立大学愿意设立这些非常重要,但相对小眾与冷门的科系。

不顾社会发展需求

他也说,大马是以农业与矿业立国,从过往的树胶与锡矿,到现在的油棕与石油等,再加上各种中小型的养殖业、渔业与种植业,我国极需农业与矿场领域的技术人才与研究员。加上如今农业已与过往不同,品种改良、害虫研究、农业机械、农药与肥料改进等,都是高技术含量的生物科技,这必须有本土在地研发,不能完全靠外国研究。

遗憾的是,虽然农业在大马是极为重要的领域,但我们並没有在私立大学看到农业或园艺相关科系。

他指出,政府开放私立大学的用意,原本就是要填补国立大学功能不足,但30年过去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农业与中小型企业,仍然停留在传统產业的水平,无法升级与转型。

他直言,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大学不会去考虑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不会配合国家经济转型的需要,因此在必须赚钱让股东分红的结构下,限制了我国私立大学的发展格局与方向。

民办学院英化 完整母语体系落空

我国华社长久以来渴望建立「完整母语教育体系」,因此分別设立了新纪元、南方、韩江等民办学院,但吊诡的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教学媒介语都倾向以英文为主。

虽然这三所学院为华教运动体系所內所设立的民办学院,但韩江与南方主要是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而新纪元则在商学系与资讯系等使用英语,其他科系则使用中文。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副院长黄国富指出,华社內部对「华文学校」与「华文教育」的理念认知有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至今都没有展开良好的交流与对话。

他表示,华社有太多理所当然的「常理」缺乏討论,例如不懂华文的华人就会被数落成数典忘祖;又或者以为「用英文教学」就能「把英文学好」,甚至將教育简化为学好外语。

黄国富:华社在面对英语世界时,还没有办法建立文化自信和主体性,而一直逃避华文地位低落的尷尬局面。
黄国富:华社在面对英语世界时,还没有办法建立文化自信和主体性,而一直逃避华文地位低落的尷尬局面。

会讲会写就够了

黄国富解释,对华文的坚持其实可以被理解,是母语教育人权的爭取和文化认同与传承,而对英文的重视则是现实功利的考量,即掌握好英语才能在全球化下脱颖而出。

这样就意味著华社认同將华文(母语)定位成私领域的语言,是只有在跟自已人沟通才使用的语言,而英文则是用以掌握先进知识与技能的工具。

但是,將语言作公私领域的划分,如此符合现实世界需求的选择,表示华人同意华文「会讲、会写」就够了,高等教育则必须专注学习英文,民办学院英语化正是这种思维的產物。

黄国富直言,这导至年青一辈华文半桶水,但英文又不够道地与精通,削弱本身文化传承的能力,却又无法抵抗和走出英语霸权的认同。

他指出,华社强调「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之际,在面对英语世界时,还没有有办法建立文化自信和主体性,而一直逃避华文地位低落的尷尬局面。

人文与社会科定义不明確

许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想像是「就业培训」,因此没有直接相对应职市场的人文和社会科系,经常在轻文重理的现实科系选择下,经常被指为没有出路的科系,或是因为数学不好才去吟诗作赋。

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同时以多元文化是马来西亚国家特色为自豪,在这种即矛盾却又是事实的情况下,文化与人文到底重不重要?

传统西方大学对人文科系的定义有哲学、文学、艺术、歷史等,而社会科系则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非法律系)等,但我国对人社科的定义不明確,把商学与金融科系也列入在內。

马大、理大、国大、博大等虽然是我国人社科系的领头羊,但仍然缺乏部份基础学科,例如我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哲学系与法学系,而政治系和公共政策等也寥寥可数。

社青团全国政治教育局主任张玉刚表示,我国大学体系制先因天不足和后天失调,以致人文与社会科系没有办法彰显其应有的功能,甚至產生「人文科系无用论」的说法。

张玉刚:过度轻视人文与社会学科知识的后果,造成我们社会对多元文化没想象力与同理心,失去关怀与包容社会和为社会谋求幸福的人文精神。
张玉刚:过度轻视人文与社会学科知识的后果,造成我们社会对多元文化没想象力与同理心,失去关怀与包容社会和为社会谋求幸福的人文精神。

先天体质不良

他表示,政府在1971年召开第一次的国家文化大会,订定「国家文化政策」,即国家文化是以土著(马来人)文化为核心,以及伊斯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也从此成为我国教育方向的指南,原本提倡客观与中立的人文精神无形中被侵蚀,因为打造国家认同的准则凌驾学术自由之上,造成我国人社科先天体质不良。

另外,我国中学教育过早文理分班,將原本应全面学习的知识过早切割,造成文科生不懂自然科学,理科生缺乏优秀书写能力,最终导致学生专业知识很强,但常识低落与视野狭窄。

高等教育应找回初衷

我国中小学著重应试教育,缺乏文史哲的基本训练,对世界经典名著没有接触,只有死记硬背的八股教条道德教育,或不容质疑的宗教教育,以致无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许多人对哲学误解,认为念哲学就是钻牛角尖,但其实哲学是一套有系统、严谨、彻底的逻辑思考方式,无论在面对任何问题时,它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野,即独立思考能力。」

简单说,社会科系是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如种族文化与关係、国民教育与团结,城乡发展、甚至失业、物价、国家转型与重振经济等,皆涉及民生与社会,这并非理工或金融企管等专业能解决的问题。

张玉刚举例,消费税GST的实行对我国造成鉅大衝击,无论经济、社会、民生,甚至政治层面都被全面影响,但我国民间社会缺乏人文社科的视野,没有办法生產论述与消费税抗衡。

我国是族群、文化、宗教多元的社会,有数之不清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而高等教育应回到初衷,以培养具有人文关怀、有能力运用知识解决社会问题。图为马大虽然是我国人社科系的领头羊,但仍然缺乏部份基础学科。
我国是族群、文化、宗教多元的社会,有数之不清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而高等教育应回到初衷,以培养具有人文关怀、有能力运用知识解决社会问题。图为马大虽然是我国人社科系的领头羊,但仍然缺乏部份基础学科。

失去人文精神

「其次,知识份子对消费税现象也出奇冷漠,消费税让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高教部论文系统只有50多篇相关研究,显示高等学府社科没有发挥作用。」

最重要的是,政府落实政策之前,应该要先就消费税所造成的社会冲击做全面研究,寻求方法將影响减至最低,但很明显纳吉的智库在这方面失职,以致消费税让国阵丟失政权。

「过度轻视人文与社会学科知识的后果,造成我们社会对多元文化没有想象力与同理心,也缺乏人文素养,失去关怀与包容社会和为社会谋求幸福的人文精神。」

他认为,我国是族群、文化、宗教多元的社会,有数之不清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而高等教育应回到初衷,培养具有人文关怀、有能力运用知识解决社会问题,愿意帮助弱势阶级的人才。

提供平等机会 应弃种族固打製

自513事件之后,政府为拉近各族群教育度差距而推行固打制,即国立大学名额以民族比例分配,现距离这项教育扶弱政策已近50年,它是否有达成成效或適得其反?

教育工作者江伟俊表示,马大在70年代之前华裔生佔过半,而马来族群只有1/3,并且较集中在人文科系;但1972年有约50%华裔生被国立大学拒于门外,1986年只有18%被录取,2013年亦只有19%华裔生被接受。

江伟俊:长期依赖扶弱政策的马来社群,会丧失在常態下与他人竞爭的能力。
江伟俊:长期依赖扶弱政策的马来社群,会丧失在常態下与他人竞爭的能力。

扶弱政策不见效

他指出,世界各国既有扶弱政策,其美意原本是透过教育管道,让中下阶级人民有机会作阶级流动,而当时马来政治领袖认为更多高教机会將有助于改善马来族群的经济弱势。

「但扶弱效果却无法见效,马来学生佔国立大学7成以上,但在科学类与专业课程当中,考获一级或二(上)级文凭皆以华裔学生为主,马来学生则集中在二(下)级与三级文凭。」

他直言,马来学生的表现差异凸显了马来学生被放错在其兴趣较低,并尚未准备好的课程当中,以致无法发挥所长而导致成绩低弱。

另一方面,长期依赖扶弱政策的马来社群会逐渐丧失在常態下与他人竞爭的能力,而对于能力卓越的马来精英却也必须背靠扶植的负面印象。

他指出,扶弱政策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但必须摒弃以「种族」作为划分依据,让巫、华裔、印裔,以及其他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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