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高教部矢言要將大馬打造成為東南亞區域高教中心,但我國高教水準在國際排名不斷跌落;但同時間,我國私立學院和大學卻如雨後春荀般越來越普遍,學子的升學管道也越來執多元化,教育似乎是門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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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大學「水平低落,但越辦越多」的現象,到底透露了怎樣的訊息,以及我國的高教到底面臨了怎樣的困境?

高等教育是階級流動和提升社經地位的主要管道,華人傳統也有「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美德,但國陣政府在1969年以後推行大學名額固打制,以及嚴格控制私立大學設立,讓當時有能力者都送孩子出國念書。

南方大學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的潘永強指出,我國高等教育是在90年才鬆綁,但政府卻將教育准證批給以盈利為目的的私人財團與商業機構,而不是讓非營利的慈善團體、教育機構、民間組織去辦學。

潘永強:我國不重基礎學系,以致科研沒辦法提升,導致許多工業領域無法掌握核心技術而必須國外引進,無法邁向先進國。
潘永強:我國不重基礎學系,以致科研沒辦法提升,導致許多工業領域無法掌握核心技術而必須國外引進,無法邁向先進國。

他表示,美國頂尖大學都是私立為主,例如哈佛、耶魯等常春籐名校,但這些頂尖私校的辦學不是以盈利為目的,學校股東不得獲取利潤分成,所有收益用於學校發展及提高科研教學水平;雖然美國也有以賺錢為辦校目的的大學,而這些大學從來都不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主流。

但是,我國高教部對高等教育的想法,並不是作知識研究,也不是要推動科技的進步,而是要將高等教育打造成以製造盈利為目的的一門「生意」,課程設置也意商業化和市場化為導向。

潘永強直言,當高等機構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結果,變成只偏重於教學而不注重研究與研發,也忽略了基礎學科或研究取向的專業,如純數學、物理、化學、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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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國私立大學在市場邏輯考量下,必然是以「賺錢」為方向,以及確保能招收到極大化學生數目的科系,並且讓學生能與就業市場接軌,所以科系的設定皆以熱門技術性科係為主。

科系高度重疊

此外,部份私大雖然辦學水準不錯,但其投資大筆資金作校園建設,必然要看到盈利與回收,即一定是從學費賺回來。因此私大科系都高度重疊,例如會計系、市場與企管系、資訊系、傳播系、設計系;但沒有私大會開辦中文系、政治與社會系等人文與社會科系和基礎學系,即比較是以研究和學術取向的科系,如物理、化學、生物、數學、美術等,用以探索未知與從事科研,甚至整合該領域的知識。

「社會是多元與復雜,環境與趨勢一直在轉變,我國不重基礎學系,以致科研沒有辦法提升,讓我國許多工業領域都無法掌握核心技術而必須國外引進,無法邁向先進國。」

他舉例,如今我國政府強調發展AI(人工智能),並且積極推動電子商務,要迎合大數據趨勢等,唯我國缺延基礎學科如純數學或電腦科學的人才,以致許多基礎技術都靠外援。

他再指,現今氣候與環璟變遷對我國影響漸鉅,大馬已出現22度低溫,沙巴也出現地震,這種攸關生存環境的專業,如環保與生態、再生能源、大氣科學、地質研究等理應被重視。但是,因為這些科系「不賺錢」和太冷門,並且其硬體與實驗室所需要資金不菲,在盈利導向的經營邏輯下,鮮少有私立大學願意設立這些非常重要,但相對小眾與冷門的科系。

不顧社會發展需求

他也說,大馬是以農業與礦業立國,從過往的樹膠與錫礦,到現在的油棕與石油等,再加上各種中小型的養殖業、漁業與種植業,我國極需農業與礦場領域的技術人才與研究員。加上如今農業已與過往不同,品種改良、害蟲研究、農業機械、農藥與肥料改進等,都是高技術含量的生物科技,這必須有本土在地研發,不能完全靠外國研究。

遺憾的是,雖然農業在大馬是極為重要的領域,但我們並沒有在私立大學看到農業或園藝相關科系。

他指出,政府開放私立大學的用意,原本就是要填補國立大學功能不足,但30年過去了,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農業與中小型企業,仍然停留在傳統產業的水平,無法升級與轉型。

他直言,以盈利為目的的私立大學不會去考慮社會發展的需求,也不會配合國家經濟轉型的需要,因此在必須賺錢讓股東分紅的結構下,限制了我國私立大學的發展格局與方向。

民辦學院英化 完整母語體系落空

我國華社長久以來渴望建立「完整母語教育體系」,因此分別設立了新紀元、南方、韓江等民辦學院,但弔詭的是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教學媒介語都傾向以英文為主。

雖然這三所學院為華教運動體系所內所設立的民辦學院,但韓江與南方主要是以英文作為教學媒介語,而新紀元則在商學系與資訊系等使用英語,其他科系則使用中文。

大同韓新傳播學院副院長黃國富指出,華社內部對「華文學校」與「華文教育」的理念認知有非常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至今都沒有展開良好的交流與對話。

他表示,華社有太多理所當然的「常理」缺乏討論,例如不懂華文的華人就會被數落成數典忘祖;又或者以為「用英文教學」就能「把英文學好」,甚至將教育簡化為學好外語。

黃國富:華社在面對英語世界時,還沒有辦法建立文化自信和主體性,而一直逃避華文地位低落的尷尬局面。
黃國富:華社在面對英語世界時,還沒有辦法建立文化自信和主體性,而一直逃避華文地位低落的尷尬局面。

會講會寫就夠了

黃國富解釋,對華文的堅持其實可以被理解,是母語教育人權的爭取和文化認同與傳承,而對英文的重視則是現實功利的考量,即掌握好英語才能在全球化下脫穎而出。

這樣就意味著華社認同將華文(母語)定位成私領域的語言,是只有在跟自已人溝通才使用的語言,而英文則是用以掌握先進知識與技能的工具。

但是,將語言作公私領域的劃分,如此符合現實世界需求的選擇,表示華人同意華文「會講、會寫」就夠了,高等教育則必須專註學習英文,民辦學院英語化正是這種思維的產物。

黃國富直言,這導至年青一輩華文半桶水,但英文又不夠道地與精通,削弱本身文化傳承的能力,卻又無法抵抗和走出英語霸權的認同。

他指出,華社強調「五千年優秀中華文化」之際,在面對英語世界時,還沒有有辦法建立文化自信和主體性,而一直逃避華文地位低落的尷尬局面。

人文與社會科定義不明確

許多人對高等教育的想像是「就業培訓」,因此沒有直接相對應職市場的人文和社會科系,經常在輕文重理的現實科系選擇下,經常被指為沒有出路的科系,或是因為數學不好才去吟詩作賦。

但另一方面,我們同時也強調「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也同時以多元文化是馬來西亞國家特色為自豪,在這種即矛盾卻又是事實的情況下,文化與人文到底重不重要?

傳統西方大學對人文科系的定義有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等,而社會科系則包括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非法律系)等,但我國對人社科的定義不明確,把商學與金融科系也列入在內。

馬大、理大、國大、博大等雖然是我國人社科系的領頭羊,但仍然缺乏部份基礎學科,例如我國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設有哲學系與法學系,而政治系和公共政策等也寥寥可數。

社青團全國政治教育局主任張玉剛表示,我國大學體系制先因天不足和後天失調,以致人文與社會科系沒有辦法彰顯其應有的功能,甚至產生「人文科系無用論」的說法。

張玉剛:過度輕視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後果,造成我們社會對多元文化沒想象力與同理心,失去關懷與包容社會和為社會謀求幸福的人文精神。
張玉剛:過度輕視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後果,造成我們社會對多元文化沒想象力與同理心,失去關懷與包容社會和為社會謀求幸福的人文精神。

先天體質不良

他表示,政府在1971年召開第一次的國家文化大會,訂定「國家文化政策」,即國家文化是以土著(馬來人)文化為核心,以及伊斯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時也從此成為我國教育方向的指南,原本提倡客觀與中立的人文精神無形中被侵蝕,因為打造國家認同的準則凌駕學術自由之上,造成我國人社科先天體質不良。

另外,我國中學教育過早文理分班,將原本應全面學習的知識過早切割,造成文科生不懂自然科學,理科生缺乏優秀書寫能力,最終導致學生專業知識很強,但常識低落與視野狹窄。

高等教育應找回初衷

我國中小學著重應試教育,缺乏文史哲的基本訓練,對世界經典名著沒有接觸,只有死記硬背的八股教條道德教育,或不容質疑的宗教教育,以致無法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

「許多人對哲學誤解,認為念哲學就是鑽牛角尖,但其實哲學是一套有系統、嚴謹、徹底的邏輯思考方式,無論在面對任何問題時,它提供一個更全面的視野,即獨立思考能力。」

簡單說,社會科系是研究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科,如種族文化與關係、國民教育與團結,城鄉發展、甚至失業、物價、國家轉型與重振經濟等,皆涉及民生與社會,這並非理工或金融企管等專業能解決的問題。

張玉剛舉例,消費稅GST的實行對我國造成鉅大衝擊,無論經濟、社會、民生,甚至政治層面都被全面影響,但我國民間社會缺乏人文社科的視野,沒有辦法生產論述與消費稅抗衡。

我國是族群、文化、宗教多元的社會,有數之不清和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而高等教育應回到初衷,以培養具有人文關懷、有能力運用知識解決社會問題。圖為馬大雖然是我國人社科系的領頭羊,但仍然缺乏部份基礎學科。
我國是族群、文化、宗教多元的社會,有數之不清和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而高等教育應回到初衷,以培養具有人文關懷、有能力運用知識解決社會問題。圖為馬大雖然是我國人社科系的領頭羊,但仍然缺乏部份基礎學科。

失去人文精神

「其次,知識份子對消費稅現象也出奇冷漠,消費稅讓每個人都深受其害,這是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但高教部論文系統只有50多篇相關研究,顯示高等學府社科沒有發揮作用。」

最重要的是,政府落實政策之前,應該要先就消費稅所造成的社會衝擊做全面研究,尋求方法將影響減至最低,但很明顯納吉的智庫在這方面失職,以致消費稅讓國陣丟失政權。

「過度輕視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後果,造成我們社會對多元文化沒有想象力與同理心,也缺乏人文素養,失去關懷與包容社會和為社會謀求幸福的人文精神。」

他認為,我國是族群、文化、宗教多元的社會,有數之不清和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而高等教育應回到初衷,培養具有人文關懷、有能力運用知識解決社會問題,願意幫助弱勢階級的人才。

提供平等機會 應棄種族固打製

自513事件之後,政府為拉近各族群教育度差距而推行固打制,即國立大學名額以民族比例分配,現距離這項教育扶弱政策已近50年,它是否有達成成效或適得其反?

教育工作者江偉俊表示,馬大在70年代之前華裔生佔過半,而馬來族群只有1/3,並且較集中在人文科系;但1972年有約50%華裔生被國立大學拒於門外,1986年只有18%被錄取,2013年亦只有19%華裔生被接受。

江偉俊:長期依賴扶弱政策的馬來社群,會喪失在常態下與他人競爭的能力。
江偉俊:長期依賴扶弱政策的馬來社群,會喪失在常態下與他人競爭的能力。

扶弱政策不見效

他指出,世界各國既有扶弱政策,其美意原本是透過教育管道,讓中下階級人民有機會作階級流動,而當時馬來政治領袖認為更多高教機會將有助於改善馬來族群的經濟弱勢。

「但扶弱效果卻無法見效,馬來學生佔國立大學7成以上,但在科學類與專業課程當中,考獲一級或二(上)級文憑皆以華裔學生為主,馬來學生則集中在二(下)級與三級文憑。」

他直言,馬來學生的表現差異凸顯了馬來學生被放錯在其興趣較低,並尚未準備好的課程當中,以致無法發揮所長而導致成績低弱。

另一方面,長期依賴扶弱政策的馬來社群會逐漸喪失在常態下與他人競爭的能力,而對於能力卓越的馬來精英卻也必須背靠扶植的負面印象。

他指出,扶弱政策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但必須摒棄以「種族」作為劃分依據,讓巫、華裔、印裔,以及其他處於社會低層的人民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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