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盟政府上台兑现选前承诺,一举解冻数十万名因从未偿还高等教育基金(PTPTN)被移民局列入出入境黑名单的贷款者,并同意让薪水未达到4000令吉借贷者暂缓偿还学贷,引起坊间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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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令吉的收入才需偿还高等教育基金,究竟这标准是太高还是太低?政府的「仁政」究竟帮助了年轻人,还是助长年轻人「有借无还」的歪风?

本期《东方热话》,邀请了婚礼主持人梁忠利(29岁)以及的课程讲师陈峻彦(32岁),畅谈这一新政感想。

梁忠利认为办教育为国家福利重要一环,过于逼迫借贷者还债也未必能奏效,4000令吉收入以下暂缓还高等教育基金,只是政府给予借贷者松一口气的机会。
梁忠利认为办教育为国家福利重要一环,过于逼迫借贷者还债也未必能奏效,4000令吉收入以下暂缓还高等教育基金,只是政府给予借贷者松一口气的机会。

梁忠利认为,此议题其中一项最大的争议点就是4000令吉偿还贷款标准是否过高。

他说,无可否认,我国大学生的平均收入大概只有2000令吉,只有那些修读热门科系的顶尖学生,在毕业出社会后,才可能获得3500令吉以上的月薪。因此,要达到4000令吉的月收入,都需累积一定的工作经验。

穷养限制成长

「所以一定有人质疑,4000令吉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在我看来一点也不高,我们不能一直用『穷养』的方式去教育下一代,否则下一代的视野、思维将继续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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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若在城市生活,4000令吉的月薪扣除基本开销后,也需要一定的自制力才会留下余钱,更何况月薪不达4000令吉的群体。

认真对待债务

他认为,倘若将仅存的余钱都拿去还债,年轻人将丧失进修、增进阅历的机会,「穷养」的方式将大大限制了年轻人的成长空间,造就平庸的下一代。

陈峻彦则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6年大马薪酬报告》,我国的受薪族的平均月薪只有约2500令吉,而4000令吉的月薪在我国已经属于中高等的收入,因此制定在4000令吉的标准,显得有点「过高」。

他说,政府没有说明收入不达4000令吉暂时无需偿还高等教育基金的宽限期为多长,若以3到5年计算,一名25岁的年轻人可能已经迈入人生的另一阶段,一旦组织家庭后,就算月薪达到4000令吉,也未必就有能力偿还债务。

「我认为关键还是培养借贷者认真对待债务的态度,若收入不高,则可以暂时减少偿还的金额,针对个别的案例进行债务重组,而不是大刀一挥,订一个4000令吉上限就说暂时都不用还了,长期而言我不认为这会有帮助。」

一再优惠恐弄巧反拙

陈峻彦透露,本身也是高等教育基金的受惠者,毕业后就开始按部就班开始偿还贷款,然而政府却在近年来陆续宣布多项优惠措施,如一次性偿还获得20%折扣、扣除月薪有10%折扣乃至最近的4000令吉收入暂时不用还的政策,令一群努力工作还债的借贷者感到不满。

「一再出现的优惠政策弄得我都开始想,是不是不还就会等到更多的好处,我是否应该暂停还款直到更好的优惠才还?还是有一天政府会直接一笔勾销我的债务呢?」

因此,陈峻彦认为一味的宽容,不仅无法解决借贷者的债务问题,还助长了他们「有借无还」的心,甚至影响了一部分本想按部就班还债的借贷者,因此,政府有必要给予适当压力追讨债务。

陈峻彦认为一味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将助长年轻人「有借无还」的歪风。
陈峻彦认为一味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将助长年轻人「有借无还」的歪风。

他举例,新加坡政府所提供的助学贷款由银行借出,并开出类似我国房屋贷款4.5%的利息,远比我国高等教育基金的1%利息来的高,虽然不近人情,却促使借贷者积极工作偿还学贷,长远而言也塑造了借贷者的品格。

梁忠利则不苟同以强硬的方式追讨学贷,他反驳,发达国家如美国,在大学学费逐年攀升的情况下,政府也借出数以万亿美金计算的学贷而陷入财政困难,开始对学生出手追债。

「美国的学生因无法偿还贷款而破产的例子逐年攀升,显示强硬的手法未必就能解决贷学金变呆账的问题。」

他指出,教育是国家的基石,理应是国家福利的重要一环,不能以盈亏的方式来衡量,尤其在乡区工作的借贷者收入不高,就算强硬逼迫也难以追讨欠款。

「就像我国的医药福利,看医生只需要1令吉,办教育如同办医院,如果教育费用太贵或过于逼迫学生偿还学贷,无形中剥夺了低收入族群想借由受教育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

强硬催收也未奏效

梁忠利分析,我国至少60万名贷款者至今分文未还,过去的种种威逼利诱都不曾让他们还钱,显示强硬催收学贷,未必就能在我国奏效。

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基金出现呆账的问题关键,始终在于学费昂贵,以及人均收入无法提高,这些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问题,因此希盟政府提出暂缓还款,权且当成是政府给借贷者一个机会。

「要知道这次政府也没说明,这段宽限期会有多长,或许2到3年后,就会重新追讨欠债,因此我认为,借贷者应把握这次的宽限期,努力增值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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