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劉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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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發在505和509大選前都曾說,在一個多元族群與文化社會,換了政府不等於白雪公主與王子結婚了就會快樂生活的故事,「明天(大選勝利)之後」才是建設的開始。

問題是,我們拿什麼想法和思維來建設?

歷史記載,1960年代由人民黨和勞工黨組成的社陣因為語文問題而瓦解,1990年代東姑拉沙里領導的在野黨聯盟,因為伊黨執意推行伊刑法而瓦解。當族群和宗教議題成為唯一的議題,當馬來人和非馬來人的發言,都被族群當中最強硬的聲音主導,零和就是結果。

我在1998年烈火莫息起投入政治,在街頭的政治運動中,和無數的馬來同胞在催淚彈和警棍面前,感受到我們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1998-1999年的街頭運動,華裔參與的人數非常少,大都是馬來青年。

在這些「有血有淚」的現場,我確定我們的對手是國陣和其種族政治的意識形

態,我確定我是以馬來西亞人的身份參與政治,不是以華人的身份參與政治。華人是我的文化和族群身份,馬來西亞公民是我的政治身份。我的政治是要每一名馬來西亞人都過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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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22日,我在澳洲求學,從他鄉讀到民主行動黨退出替代陣線,異常的難過。

1999年大選,國陣的馬來選票從1995年的75%劇降至50%左右;華裔選票則因為擔心類似印尼1998年的暴亂(對安華掀起的烈火莫息運動的恐懼)和擔心伊黨,從1995年的65%增加至1999年的75%,國陣經歷安華事件如此巨大的危機,卻繼續以2/3優勢執政。

1990年大選,拉沙里其實是與伊黨和行動黨分開結盟。1999年,行動黨、伊黨、公正黨和後來併入公正黨的人民黨歷史性第一次正式在選前結盟,成立替代陣線(替陣),卻也是民主行動黨折損最慘重的選戰──林吉祥和卡巴星在檳城華裔選民高達75%的選區雙雙輸掉。

馬來選民和華裔選民這兩個主要的族群,因為歷史、因為族群意識形態、因為族群媒體的炒作和因為恐懼,而在1999年交叉錯過了歷史性換政府的機遇。有趣的是,我在大選前就預測,2018年大選的成績,其實與1999年是異曲同工之妙:希盟以近一半的馬來選票和非常高的華裔、印裔選票在半島取得超過100席,進而取得政權。

1999年大選和2001年替陣瓦解,促使我把在澳洲求學的幾乎所有的精神,投入在研究民族主義、馬來民族主義、伊斯蘭政治,想探索如何突破族群和宗教政治,找到可以取代國陣的馬來西亞政治彙集的中間點。

2005年我回國,開始全職投入政治工作,其中最早投入的項目,是在沒有在野黨聯盟的情況下,促成行動黨、公正黨和伊黨的領導層共聚一堂,尋找出路。2004年大選,國陣贏得64%的選票和91%的議席,在野黨慘敗。伊黨開明派(後來在2015年成立誠信黨的領袖)當時剛崛起。

三黨的閉門會議在2005年7月在波德申舉行,同一時間,巫統大會在吉隆坡舉行,希山慕丁第一次舉劍,也是巫統在1991年之後,第一次重提新經濟政策。在野黨領袖的波德申密會,決定的「不正式結盟但盡量不相互攻擊、通過共同議題聯合行動」的基本方向。選務改革是當時決定要推動的共同議題,凈選盟就是這個會議的產物。

2008年308的海嘯,一方面各族都不滿阿都拉,另一方面,在野黨的共同議題非正式結盟策略湊效,毀了國陣一半的城牆。

過去十年,我的看法是,巫統回應2008年大選的策略,基本上已經判定馬華、國大黨、民政黨等國陣的非馬來人政黨在2008年就已結束了生命,2018年埋葬。

巫統在2005年向右轉之後,在2008年大選後更走偏鋒,只向馬來人最右翼的選民招手、拚命攻擊行動黨,忘記了馬來人當中其實有很大群中間選民,特別是那些在1998年和1999年與我一起示威的烈火莫息世代,也忘記了1999年大選的經驗,要贏政權,需要跨族群的支持。

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在2010年的怡保大會提出「馬來西亞中間路線/馬來西亞中道」(Middle Malaysia),基本上概括了過去十年行動黨態度。行動黨在多元族群社會中,我們明白族群政治的拉扯,也明白巫統把行動黨當作箭靶,在馬來選民當中攻擊行動黨的友黨,而國陣的非馬來政黨、族群媒體則設定議程與行動黨競爭非馬來選票。

但我們清楚,要執政中央,就必須得到各族的中間選民的支持,也必須在經濟問題有清楚的看法與表現。在華語華文的論述,我們致力在帶領華裔以馬來西亞公民的身份全方位討論和參與政治,而不是以華人的身份討論族群議題。

2013年大選至2018年大選之間的五年,關於伊刑法和中資的辯論,可以作為借鑒。

2013年505大選納吉慘勝後,非常清楚民聯三黨如果再次在安華領導之下出擊,國陣大概要下台。因此,納吉在2013年6月至8月之間企圖拉攏安華入閣,被安華拒絕。2014年起,納吉的策略就是通過法庭結束安華的政治生命,讓在野黨群龍無首;同時,以伊刑法/355修法分化行動黨和伊黨,也同時分化伊黨內部,讓保守派戰勝開明派。

我在2014年於當時開明派還控制的伊黨黨報《哈拉卡》撰文寫道,要在馬來西亞執政,就必須拒絕族群政治的「siapa lebih jantan」 (粗俗一點但貼切的翻譯是「誰比較有種」)。巫統以伊刑法為題目,攻擊伊黨開明派「沒有種」,不敢向行動黨說「不」。馬華公會則攻擊行動黨向伊黨低頭。《馬來西亞前鋒報》和TV3每天攻擊伊黨開明派和安華被行動黨使喚,馬華和中文媒體攻擊行動黨成為伊黨的代言人。

我在2014年10月與顏炳壽在《星洲日報》辯論,當時我說,伊刑法是偽命題,是國陣通過媒體設定族群、宗教議題,要導致伊黨開明派和安華在馬來人當中的中間力量式微,放大最右翼的聲音;而在非馬來人的部分,要煽起恐懼,迫使行動黨與伊黨的保守派對著干,以便在野黨聯盟瓦解。我當時預測,伊黨會分裂,分裂之後,伊黨保守派將與巫統合流,最終間接成為馬華的盟友。

我對伊黨分裂和馬來海嘯的預測,說的時候幾乎沒有人相信,但是卻一一發生。為什麼我看到?第一,因為從1998年的街頭,我就相信我與無數的馬來人,在催淚彈和警棍前面,我們是命運共同體。第二、馬來人的中間選民,比你想像得來得多。就如華裔中間選民在1995年、1999年、2004年支持國陣一樣,馬來中間選民和我們一樣,要溫飽、要好的衣食住行、想望和諧的馬來西亞。第三、從1998年起,我們與公正黨、後來的誠信黨的領袖命運與共(林冠英與莫沙布1987年就關在同一個扣留室),我們有信任、我們有理解、我們有共識。

2017年初,我提出中資項目必須帶來就業機會、技術轉移和利惠國內中小型企業,附和馬哈迪的說法。行動黨和我因此被馬華和一些中文媒體描繪成「反中分子」。

為什麼明知道會被攻擊,我們敢於提出這樣的論述?第一,我們非常清楚,華裔中間選民對一馬公司反感,如果有項目涉及一馬公司,無論中資美資都反;第二、華裔中小型企業沒有從納吉推動的大型中資計劃中得到好處,我們提出的看法有共鳴;第三、湯杯比賽馬來西亞對中國時,馬來西亞華裔支持馬來西亞,同樣的,華裔中間選民在經濟上也有國民意識,希望馬來西亞經濟更強大。2018年大選後,我們對中資的看法──歡迎帶來就業機會、技術轉移和利惠中小型企業的中資,成為主流意見和共識。

過去十餘年,行動黨與我們的盟友,不但面對有限資源、沒有媒體支援,更在對手國陣和主流媒體不斷設定族群議題嘗試分化的逆境之下,逆水行舟走到509。執政之後才是建設的開始。建設需要時間和耐性。建設需要新的論述和共識。建設也需要信任。建設新的馬來西亞,需要我們摒棄siapa lebih jantan 「誰比較有種」的族群論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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