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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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小学,董事部的一个领导,常来学校巡视。每逢大会上台应景致辞,不外乎「政治正確」的华教必胜论。他的雷霆万钧,他的正气凛然;他摆出的架势是一柱擎天,气压乾坤。

一篇篇出街的文告,亦不例外。振聋发聵的造句,他阐述的核心思想都是华教万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一详说;信不信由你,总而言之,独中千万里,一路上都是风光明媚。但是,到了公子和千金升中学,他们都到新加坡读书去了。

正是这样。庄迪君博士自序《令伯可以做》时,所说的一点没错:「陆佑办尊孔学校是给阿斗的儿女读的,他的儿子陆运涛是標准的英国绅士尖头鰻;叶亚来的子孙黄早和华人社会脱节,叶氏宗祠的一位老前辈告诉我,叶亚来的孩子都是读红毛书的。」

这个画面,多矣。新加被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华文老师周清海教授的孩子到了高中,「一个接一个都不看华文报了」;升上了「初级学院,就再没有时间接触华文了。」

周教授到学校接送女儿,「遇见了当中学校长的南大同学。他用英语和走在前面的女儿说话」;周教授错愕,问他:女儿不会说华语吗?回答是:我们家里都说英语。

这些场景,司空见惯,没有一丝错愕。纵然高高掛起无可指摘的「大马爱护华教联合总会」的那面招牌,也是这样:爸爸心在华校,孩子在读英校。心之所思,到底何在,一目瞭然,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说过,检验一个人的內心想法,不在文章,不在演讲,而是他为儿女所做的那一些教育选择。因为这样,华文作家协会主席的下一代「皆受英文教育」,Kensinton大学双博士的接班人都不读肯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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