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潍名
在布拉甲巴类河那些受水坝影响而被迁到双溪亚刹的甘榜，由于不再建在河岸，他们的村名就直接按以这些“乌玛”了。
而与加央人一起遭受风浪的肯雅人，在峇南河落足后，其中一部分亦在较后同样往玛林瑙迁移：一批迁往加央高原，另一批迁至峇浩，他们然后往内陆移进直到玛哈甘，以及一部分在北沙玛林达定居，另有一部分迁至下游的丹绒巴拉斯。
在不断迁移以及分散下，不同地区的肯雅族亦渐渐形成相异的支族及方言群。这些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与部落间因土地而起的战争。另有族人历史谓在布洛克时代，支持布洛克王朝的肯雅与反布洛克的一派分别集居在峇南与乌孙阿堡，后为逃避布洛克进攻，乌孙阿堡的肯雅人被逼迁往加央高原，至马印对抗时期，他们又再迁回砂拉越。
遥远之处有良园
肯雅是有支族的，即那些被概括在肯雅族以下的各族，如瑟博、瑟宾、吉布、巴登、伯拉湾、摩立，但 “原肯雅”（Kenyah Proper–我这样称他们，就是不包括，及不是属于以上支族的）本身，还有不少于二十个方言群，这些具有不同方言腔调的方言群，分别集居在不同长屋，很少会有共处一村的情形。
关于方言群的形成，肯雅族人有他们自己的传说：在他们迁往加央高原之前，有八个族人–四男四女–请求长者为他们寻找肥沃的土地，长者预言“在遥远之处有片广阔肥沃的谷地良园！”
这八个族人对“遥远之处”却有不同的诠释，因此而带领了各自的成员往不同的方向出发，唯虽然个别方向不同，但最终，他们还是涌往同一个大方向，即加央高原。因着如此的分散在加央高原的不同地区，他们开始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群。
肯雅族方言群以Lepo’ 为名，例如Lepo’ ke、Lepo’ Kulit、 Lepo’ Tau、Lepo’ Badeng。这个Lepo’，与加央人所用的Uma具有相同的意思。
加央肯雅文化相近
在这里我们发现到很有趣的一点，即那个TIONGKOK，如果用福建话来念，它是“中国”。再来，加央与肯雅及其所属支族/方言群，是两个族名不同，但在文化、语言上，和彼此的甘榜居住区相隔邻而言，他们是乌鲁民族中的两个近亲，他们具备了许多的共同点，比如共同分享了南来的传说，以及阿坡高原集居地，那他们会不会原本就是同一族？
不但如此，在文化上，他们的沙贝乐器与演奏曲子，民族舞蹈（Ngajat），某些传说故事，长耳垂文化，传统发型（我们俗称的加央头）……等等，真的很值得去进一步研究。
与阿坡高原有渊源的另一个乌鲁民族是拉汉南，此外本南族亦传说是迁自玛林瑙。上文所提到的被列为加拉毕群组的沙邦人，在本来就已经很少的资料中，提到他们亦是从玛林瑙迁来，如果属实，就不晓得为何他们反而融入克拉央的族群。
至于布吉丹与卡章（包括其下支族），则是从西加里曼丹迁来的。
（二）乌鲁民族获认可
乌鲁民族这个族称，自1957年“统一化”沿用至今，在没有官方正式承认下，获得社会及族群本身的认可。或许部分外人会无知地将它与“落后”划上等号，但这个名称却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特征。
其实他们族人当中，是有一些（上层阶级）会因为这个等号而感到不舒服的。2009 年，“马来西亚乌鲁民族公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Orang Ulu Association, Sarawak, Malaysia– FORUM）的领导人就提议将之改为“伦达亚”（Lun Daya），以反映族人在新世纪中，为家族及族群带来改变的奋斗，力量与资源。
时为该联合会会长的前州议员利汉卓（YB Lihan Jok）在带领这个改名运动中表示，“乌鲁”的确无误地反映了族群集居河川上游的事实，但也同时在现代社会中，给人一种在各方面落人之后等与实况不符的负面印象。再来，Orang Ulu也不属于社群中的任何词汇，两个字都是马来文。
多数人反对改名
当时的族群领袖，天猛公巴亨丁为改名护航时表示，这项提议始于1982 年，但始终无法取得族人的共识。他认为“伦达亚”这个取自乌鲁族群的词汇，若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内陆民族”，但是却不会因“乌鲁”这个字眼而带来负面印象。
在无法取得族人共识方面，他说的没错: 反对改名，坚持保留原名的，远比要改的来得多。提议被提出后，随即引起社群间的巨大反弹。当然赞同与反对两大阵营激烈争辩是免不了的，最终，由于族人强烈的反对，原本要在联合会主办的当届文化大会论坛中提出的这项议案，也随之束之高阁了。
在印尼，这些不同的民族并没有被统称为乌鲁民族–他们那边完全没有用到这个字眼，反而他们是属于加里曼丹原住民“达雅族”这一大族群。他们会自称是达雅伦达耶、达雅加央、达雅肯雅之类的。
但在砂拉越，一般上说到达雅族，人们会认为只包括海达雅与陆达雅，即伊班族与比达友族。这些达雅族的确将乌鲁民族列为达雅族，但是这些乌鲁民族的社群，并非全盘接受这个统称。
他们的认知与许多人一样，即达雅族只包括伊班和比达友。他们坚持以乌鲁民族，定位他们作为另一个民族的身份。他们总认为，达雅族是指那些庆祝达雅节的民族，而他们并没有庆祝这个节日。
小族群生存考验
乌鲁民族在对族群身份的认同与凝聚以及文化的醒觉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就如任何民族一般，在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下，他们同样面对族人生存与发展的挑战：
乌鲁民族是个少数民族，如果再将各个族群细分，人口就更为令人担忧了。
我们常以砂拉越民族文化的多元而沾沾自喜，但是我们却从来忽略了，在我们当中，有些民族，正因语言的消失，文化的失传，而渐渐走入历史–当然，如果我们连身边的族群都没有认识，一些小族的消失，就完全不是我们所能知晓的了。
而处于这种面临走入历史的高危族群，正是来自乌鲁民族。据2012年的新闻报导，助理文化与遗产部长利旺拉刚（YB Liwan Lagang）透露，有三个较小的族群因被较大的其他族群（加央，肯雅）同化，或者与他族通婚，而面临消失的危机：其一是悉汉族（Sihan），这个乌鲁民族中的小族，目前人口只剩下不到500人，居住在布拉甲的“全世界唯一的悉汉甘榜”。
瑟宾族被肯雅族同化
另一族是布吉丹/布杰（Bukitan/Bhuket）统计人口只有400人左右，主要居住在双溪亚刹的徙置区，该族在加里曼丹尚有两座甘榜，总人口在500人左右。若相加起来，则“全世界”就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
再来就是肯雅族的一个支族瑟宾族（Seping），同样只剩双溪亚刹徙置区一座长屋。根据1988年的砂拉越人口统计，瑟宾族的总人口只剩下138人，到2012年的统计时，这个民族已不在统计表内了，这意味着纯瑟宾族已不再存在于砂拉越的土地。该族在语言上经被肯雅族同化，只有老一辈才会在自己圈子当中使用母语交谈。
事实上，尚有另一些小族群面对同样的窘境，包括达本族（Tabun），现在懂得达本语的就剩下不多的年老一辈，年轻的达本族人多已非纯正的了，他们的父母多是异族通婚，下一代也不再使用母语了。
卡章族群下的一个支族，被认为是马兰诺族最接近的近亲的瑟卡班族（Sekapan），根据2010年的统计，人口只剩下大约三千人。
语言的消失
而另一个乌鲁民族中的小族，没被列入乌鲁民族国民协会章程中的族群列表的达岛族（Tatau ）处境更是令人担忧： 2010的人口统计中，纯正达岛血统，并尚保留达岛语的族人只剩下8人！
今（2015）年四月十七日，“砂拉越语言工艺”（Sarawak Language Technology- SaLT）的项目领导人，砂大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副教授Balisomanandray Ranaivo Malancon博士在一项于砂拉越发展意识促进协会进行的“保存砂拉越语言与历史”公共讲座上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定在砂拉越，普南峇都（Punan Batu）、悉汉（Sian/Sihan）、加拿逸（Kanowit）这三种语言已达到“严重危险”水平，而勒腊 （Lelak）与瑟如（Seru）则经被视为已消失的语言。
一种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失。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是民俗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是一个表征，如果语言消失了，意味着民俗文化的消失，最终整个民族融入另一个民族当中，这个族群，也就消亡了。
如何保存这些文化、传统习俗、语言，如果单单靠个别家庭，或学校，或各个甘榜自力更生，肯定是不足够的。砂拉越政府无疑是非常重视这一点，每隔几年就主办各族的文化大会，期望通过深入讨论及提案，集思广益，将各族文化保存及推广。现在很多甘榜都有主办“回乡运动”，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同样的庆典也有由各族群主办的，例如肯雅文化节，瑟卡邦文化节、峇南沙贝比赛等等之类，各方皆在付出努力。
组织公会保文化
其实，乌鲁民族的乡团，有必要扮演更大、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尤其是在领导、指引、保存以及记录方面。
州议员丹尼斯敖(YB Dennis Ngau)多次在砂拉越加央公会大会上呼吁族人更紧密地凝集团结，以面对这些挑战，并向华族学习通过教育、庙宇（宗教）与公会将族人团结起来。
他们有一个“乌鲁民族国民协会”（OUNA-Orang Ulu National Association），成立于1966年，历史悠久。后来，在各个不同民族意识到有必要成立个别族群的“同乡会”下，包括比沙雅、肯雅、吉布、加央、加拉毕、伦巴旺、沙邦与本南等族先后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公会也于2004年，合组“马来西亚砂拉越乌鲁民族公会联合会”（FORUM—Federation of Orang Ulu Association Sarawak, Malaysia）。
有鉴于“马来西亚砂拉越乌鲁民族公会联合会”是一个联合会，底下有不同族群的个别组织，这个联合会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引导各属会收集、记录、编写个别文化与语言的重要资料，以便得以保存，及传给年轻一辈，一如华族的乡团那样。
年轻人离乡谋生
联合会分别在配合政府再1988、1993、2003及2009年主办文化大会，并通过多项相关议案。作为领头羊，联合会也应该以集中力量，统筹统办的方式，进行有助于保存乌鲁民族文化传统的活动，例如母语班、传统文化表演等之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乌鲁民族的历史、传说、文化习俗的资料之编写、保存、出版。现在网上有好些资料，但毕竟这些资料并非“官方”的，若联合会能有较正式的资料，就能给外界提供较正统的参考。
在社经发展方面，众所周知，内陆地区比城市落后了几十年，无论是基建设施或是工商业发展。以前伐木业处于高峰期，虽然备受诟病，指责伐木破坏雨林环境，但没人能否认，当时的乌鲁居民能轻易就业，收入也非常可观。但较后当地伐木业走下坡后，内陆年轻一辈被逼离乡出走，到外地谋生，盖内陆的经济活动可说是处于静止状态，农耕是家庭式的小规模经营，留在家乡，无疑死路一条。
各方并非没有正视这个困境，但对外交通的极度不便，考虑到成本，在内陆发展工业是天方夜谭–整个峇南内陆的陆路交通，至今仍得靠木山公司开发的木山路。就算是已经拥有正式公路的双溪亚刹，也依然无法取得发展，落得只是“建在公路旁的长屋”之X境。道路很重要，也是地方发展的优先条件，但绝非唯一的条件。
也因此，政府–以及社会阶层较高，能取得直接利益者–将主意打在水坝上，认为巨型水坝一旦建竣，将能带动地方发展。
水坝冲击乌鲁民族
但我们却发现到，在砂拉越的巨型水坝计划下，乌鲁民族是最直接受到最大影响的一个民族：峇贡水坝的建造，使得峇类河上游十多个涉及一千五百多户家庭的甘榜被逼迁至生活与居住环境远不如前的徙置区，其中就包括了加央、肯雅、乌吉等族；再来就是姆仑水坝，受影响的是本南人。在备受议论的峇南水坝计划中，峇南的乌鲁民族以峇贡与姆伦为前车之鉴–认为他们被逼遗弃原乡，迁到生活环境不尽人意的徙置区，不但没有如应许中的发展，反而连他们赖以生活的最基本的天然环境也失去，故所有受影响的甘榜皆有众多居民，不分男女老幼，万众齐心，不辞劳苦，情愿放下温暖的家庭生活坚毅不拔在弄拉玛路口与上游十五公里设立路障，给于这项计划强力的反对。
今年八月间，首长阿迪南表明会重新考虑峇南水坝计划，对反水坝的居民而言，这是一个大好消息，虽然目前情况尚未明朗化。
他们担心的，不只是代代守护的雨林河川与土地，更包括他们的内陆自然与人文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消失。他们的根在这里深植，生命在这里延续，族魂在这里安息，薪火在这里传承，乌鲁，是他们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就如他们对“乌鲁民族”这个名称的坚持，一旦“乌鲁”消失了，他们的“乌鲁人”的身份，还会继续存在吗？(2，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