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烈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马来西亚学生）
前些日子，罗兴亚难民问题再度成为马来西亚朝野、网友热议的议题。适逢国内疫情告急，不少人担心难民持续流入会成为防疫破口，且在抗疫时期资源吃紧之下，难民的收留、安顿与医疗需求恐成国家额外负担。前首相纳吉（Najib Razak）日前也在社交媒体上针对罗兴亚难民议题发表评论，提到马来西亚不能继续成为难民的首要目的地，同时提及过去马来西亚政府（当然包括其任内）对于罗兴亚难民给予许多善意与实质帮助，并批评国际上对于难民议题处理的不力。
评论一出，旋即引起热议。而这一波对于罗兴亚难民的争议也在马来社群中热烈延烧。特别是日前网上流传马来西亚缅甸罗兴亚人权组织（Merhrom）主席扎法（Zafar Ahmad Abdul Ghani）要求政府给予罗兴亚人公民权与发表贬低马来人言论的消息，导致许多马来网友发表针对罗兴亚人的仇恨言论。长期关注罗兴亚难民议题的马来西亚人道关怀组织（MyCARE）调查员张安翔亦表示，在行动管制令（MCO）期间马来人对罗兴亚人的态度显得更加不友善。
尽管如此，在行动管制期间，也有不少民间的慈善机构、互助团体对包含罗兴亚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提供物资援助。在疫情带来的全国紧张氛围底下，民间的人道救助与舆论的剧烈争议、歧视、仇恨平行发生，作为吊诡的对立同时存在。
而如果说这一波对于罗兴亚难民问题的争议，呈现了一种马来穆斯林社群中“我群”矛盾之症状，那华人社群的反应，或许可被视为一种“他者”冲突、长年隐疾的阵痛，同样值得关注。
罗兴亚人是缅甸境内的穆斯林社群，主要聚居与若开邦境内。罗兴亚难民问题由来久矣，除了与缅族之间民族问题外，也与帝国殖民下的政治经济、印度独立运动、印巴分治等历史脉络有复杂的关系。1982年缅甸政府颁布的国籍法使得境内的罗兴亚人的公民身份不被承认，政治、工作、求学、信仰等权利受到限缩。而近年来的大批罗兴亚难民出逃、海上漂流，更导致翁山苏姬与缅甸政府受到国际的谴责，指控其为“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2015年的罗兴亚人海上漂流事件，使得罗兴亚难民问题开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一，而马来西亚亦成为当时罗兴亚难民主要流亡目的地之一。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目前在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约10万人，占马来西亚接收的难民总人数一半以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来西亚并非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签署国，因此在马来西亚的官方文件是不承认过难民存在的，而是被列为非法的外籍劳工（Pendatang Asing Tanpa Izin，PATI）。
为何华人对罗兴亚人不满
当时罗兴亚人“偷渡”入境、接受救助也旋即成为了全国舆论的焦点。华人社群之中自然不乏对难民处置问题的讨论。翻开各大华语报章、新闻媒体，或是社交媒体，便可见对于政府收留难民、给予援助的批评，甚至口出恶言、隔空叫罗兴亚难民滚蛋等的言论，与今日并无二致。
诚然，若是针对政府配套措施的评论、难民人数收留的多寡、社会经济资源是否足以承担人道义务等难民问题的实际面作评论，自是各凭证据说话，无可厚非。然而，笔者关注的，是这些情绪性评论背后隐藏的一种去脉络化的“他者”形象的建构与污名化，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症状。
细看许多评论留言，可见坊间对于罗兴亚难民问题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与宗教身份、族群身份有关：罗兴亚人野蛮无知，只会造成社会问题无助国家经济、罗兴亚人非我族类（穆斯林）无需同情、罗兴亚人观念落后卫生习惯差……有者甚至牵扯到国内族群宗教的矛盾，或是穆斯林的斗争“传统”、伊斯兰教义、价值观等，认为作为穆斯林的罗兴亚人具备某种“民族性”，阻碍了他们的进步发展，导致他们成为难民。一切仿佛是一种命定的、无可逆转的“原罪”般。
然而，个别难民是否真的就必须为其遭遇负上全责？还是背后是否存在长期的、难以反抗或妥协的政治压迫？有多少人是迫于无奈、在无法生存之下才出逃？而又有多少难民是具备足够的资本、条件远道而来为你的“国家经济做出贡献”？这些问题是我们在面对像罗兴亚人，甚或是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其他难民问题时都必须考量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罗兴亚难民问题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脉络。若单纯将之归咎于伊斯兰或穆斯林身份，则毋宁是将伊斯兰“本质化”为一种野蛮、落后的意识形态，且是毫无根据的自行揣摩，除了服膺于东方主义式的狭隘、歧视性他者观以外，毫无助益。
很遗憾的，在我们认知中信息藩篱日渐消失的今日，以及以“多元”“和谐”自诩的马来西亚，这种论调并非少数。其特别在社群媒体的论坛、中文媒体的脸书贴文底下等网络空间上流行。在学者Mohamed Nawab bin Mohamed Osman对马来西亚伊斯兰恐惧症现象的研究，便可看到对这种发散的、零碎的社群媒体言论的问题化处理。他以社群媒体上的留言为考察对象，指出在公开的传播媒介、印刷媒体受到一定的管制之下，非穆斯林便在网络、社群媒体贴文下的留言区等模糊地带发表言论，形成一种“在边缘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 at the margins）。
笔者认为，Mohamed Nawab bin Mohamed Osman的观察很贴切地解释了数年前、乃至今日围绕罗兴亚难民议题的舆论现象。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很难否认，马来西亚华人社群之间确实长期存在着对伊斯兰与穆斯林的一种恐惧、敌意与歧视，而对罗兴亚难民问题的舆论便是近期以来可见的事例之一。在上述的言论中，我们难以找到对难民问题全方位、脉络化的理解，甚至是对这种理解进行尝试的意愿。网络上华人网友对罗兴亚人的歧视、仇恨言论，往往也掺入对国内马来穆斯林的不满与敌意，反映了国内的族群矛盾如何主导了华人网友对国外事件的观点。换言之，对“国内”与“国外”穆斯林的敌意、歧视，很多时候是互相交错的。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与伊斯兰、穆斯林相关的议题上，如巴勒斯坦问题。但罗兴亚难民议题离我们相对近些，且是切切实实影响我们的生活，故相关的讨论也较明显可见。另外，媒体的报导频率当然也有影响。尽管巴勒斯坦人民的被压迫、生活困境、冲突每日上演，却不曾、也不会是马来西亚中文媒体的常客。无论如何，伊斯兰在可见的讨论中，往往成为灾难唯一的理由，一个明确的、可供推卸责任、乱扣帽子的对象。
那么，这些种种对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人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以这种方式来简化地解读罗兴亚难民问题，不仅使我们忽略事件的其他成因，失去对事件整体脉络的掌握，亦阻碍我们以一种超越族群、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的视野看待难民问题，并将难民视为一种普遍性、全球性的人道议题，进而去关注、行动的可能性。
更甚者，若是让一种“我群”与“他者”之间二元对立式的意识主导了我们观察、评论时事的视角，族群之间长期形成的文化、宗教壁垒将更加分明、固化。这无助于解决当前的族群问题，也无法让马来西亚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和谐。如前所述，放在罗兴亚难民问题所引发的争议上来看，国内长期的族群政治、宗教文化矛盾所产生的情绪被挪用到罗兴亚难民议题上，而针对议题的情绪性言论将进一步助长对穆斯林“他者”的刻板印象、敌意，两者互为因果，交互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波对于罗兴亚难民问题的热议，实是让我们引以为戒，作为深刻反思族群问题、对“伊斯兰恐惧症”隐疾望闻问切的好时机。
由于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多为穆斯林，因此过去马来西亚政府接收了不少罗兴亚难民，此政策也获得马来穆斯林的支持。然而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当下，对于是否该再接受难民，不仅许多华人反对，连过去支持接收难民的前首相纳吉也挺身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