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产业部长凯鲁丁半出差土耳其,似乎不需14天隔离;一周之后,他的足迹出现这里遍布那里。既经郭素沁身在国会揭露,朝野诸党领导纷纷起哄;当事人始终轻写淡描,视之以微不足道的等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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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这样,伊斯兰党同志排队挺身袒护,说这个那个。当中,长老哈欣耶欣赞为“英雄”,随之剑指卫生部和外交部,7月7日部长戴誉归来,没有为他戴上粉红腕带云云:“卫生部疏忽了,外交部也疏忽了,连累他遭到抨击。”

长老说了,凯鲁丁此行促销棕油业,成就大马,名留天下。既然如此,想必外交部亦有苦功,何以怪罪彼等疏忽?何况,两国邦交,总有标准作业。唯凯鲁丁当初历尽千辛万苦,千里出使;土耳其大使馆脸书偏不见任何留影和贴文,不知何故?

犹为不解,身为统领战役前线第一人,8月25日记者会上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坦言,旗下官员,上至总监、副总监、传染病控制主任,皆没有得到属下禀报,都是上一周才获悉此事。

倘若这样,可见现行流程之中,确有疏漏,还是小事;可是,行政和立法之分权,显然大有问题。否则,凯鲁丁(或许连同他的家人)怎么可能通过机场层层叠叠的门禁,甚至没有戴粉红腕带亦可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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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也许身为部长,确有方便作业的特别通道。然则,要是凯鲁丁当日确实携带家眷共游土耳其,他们怎么可以穿越所有的检验,豁免卫生部的既定步骤?难道,英雄的家人,也有特权乎?

好了,好了,千错万错,凯鲁丁不错。凯鲁丁不错,那是谁的错呢?不是凯鲁丁,那么,按照哈迪的道德逻辑,是否当罚诺希山顶罪?届时两岸山粉见之,恐怕都不依了。

评论: 杨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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