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朝向知识型经济发展的根基泉源，我国要达至知识型经济，培育更多高教人才是势在必行。然而，国家教育政府不断地扩大大学数目及大学生数量，形成了量与质的不同正比，让我国高等教育萌起了一层隱忧，构成一种讽刺现象，即大学生「越来越不值钱」。
我国目前共有36％国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政府预测到了2025年，有机会完成高等教育的国民將提高至53％。为提高我国人民在国际社会的学术及教育水平，在过去20年来，政府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名额，让我国可向其他发展国家般，迈向高教普及化的目標。
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提高了，然而，近年来，我们不时听到学术界及业界的批评，即每年本地大学毕业的人数比过去翻了几十倍，但除了少数的卓越人才外，多数的表现令人失望。
上述现象並非仅发生在我国，在大学入学门槛拉低后，大学生素质低落、失业率高，似乎成了全球趋势。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院创系主任庄迪澎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不讳言，本地大学生素质普遍低落，已是不爭的事实，大学生素质低落，与大学和教师的素质低落息息相关。
他分析，政府在1990年代开始大量批准私人企业开办私立大专院校，大大小小的私校涌现，竞爭激烈。因政府疏于监管，造成私校虽多，却良莠不齐，为了谋求最高的盈利，私校通常都是学费很高，成本则尽力降到最低。
「作为教育机构，教学人员肯定是相当大笔的开支，私校往往竭尽所能限制这方面的开支。除了一些有法定机构监管的『专业』学科外，很多私校的科系大多聘用硕士学歷的讲师，甚至只是刚刚硕士毕业的人当讲师，避免聘用资深和有博士学歷的讲师，以降低营业成本。」
缺乏人生目標
他直言，刚毕业的硕士学歷讲师，不论学术、歷练、见识，一般上不会比资深的博士学歷讲师或教授强，因此若私校的师资多数是硕士学歷，教学品质可想而知。
「对私校来说，学生人数就是业绩，由于竞爭激烈，收生要求只要能符合政府规定的最低標准即可，在学生良莠不齐，要確保及格率高或尽量少人不及格，教学內容难免肤浅化。」
曾几何时，大学文凭不再是饭碗保证，在满街都是大学生的现象下，很多大学生在毕业后都无法顺利找到好的工作。对此，庄迪澎坦言，一些大学毕业生无法顺利找到工作，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还得追溯到他们上大学时就缺乏人生目標，成绩好的跟风去唸所谓的专业科系（医科、法律、会计、工程等等），成绩一般的就选自己觉得容易唸的科系。」
他认为，当大眾提到大学生的问题时，过度偏重语言能力的问题，却忽视了更重要的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
专业知识不足
「语言能力可在职场上培养，但是专业知识不足，首先就可能无法进入原来的专业领域就业。」
「因此当我们花很多时间和心力谈论大学毕业生的竞爭力，完全是从为企业培养劳动力的角度思考，却疏于思考高一点的目標，例如培养科学家、医学专家、社科大师等等。」
他强调，这並不意味著就业问题不重要，毕竟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首先是选择就业，但就业的问题更多时候是取决于经济状况。
「经济萧条，就业机会减少，怎么谈大学毕业生的竞爭力，始终都还是有人会失业。」
另外，他也道出目前大学生存在的问题，即不了解自己想做什么，应征工作的考虑就是薪金高、工作轻鬆，不要求专业知识。
「若你和其他应征者没多大差別，也说不出自己能有些什么贡献，应征失败的机会就越高。」
赞助精英出国 不如投资本地大学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直言，我国栽培精英的制度，往往是赞助高素质的精英学生赴国外大学就读，但这將存在一种隱忧，即好的大学生都在外国就读，除了会促使人才外流，也导致本土大学缺乏精英人才。
「与其花大本钱將精英赞助出国，倒不如將这项资金投资在本地大学设备，提高师资的素质，让我国的大学教学素质也足于与外国大学媲美。」
他认为，在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一直在做的是一种「量」的增加，本地大学严然已成为了一个制造文凭的工厂，但大学生的「质」却无法有所拓展。
他说，在接受4年大学教育的熏陶后，大学生所应具有的基本条件，包括明办思维、勇于发问、具有解决问题及分析的能力；然而，我国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仍有待加强。「若一味以「量」取胜，不积极探討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质量，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將仅沦为『制造文凭工厂』。」
刘镇东分析，一个教育机构的发展应该学术及技术並进，我国的教育制度注重于学术成绩高于技术表现，往往让大家会產生一种误解，即读大学的学生才是精 英分子，就读技术课程的学生，却是因无法升上大学，才退而求其次选择技术学校。「在先进国家如德国，学习技术的人才也是属于高知识分子，並非人人都一定要 去读大学，学有一门技术的人才与大学生精英分子的社会地位是同等，且薪水也非常高。」
他认为，一个平衡的社会结构需要塑造不同的人才，我国因过于注重学术型的大学生，不重视技术，加上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促使我国大学生在思维分析能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