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孙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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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大马统计局的资料,2020年大马中位数薪资从2019年的2442令吉,掉至2062令吉跌幅为13%,这是近9年来首次下跌,估计2021年也好不到哪儿去。

从职业类别来看,高层次熟练类职业,如经理人员专业人士,助理专业人士与技术人员的平均月薪也从2019年的5072令吉掉至2020年的4619令吉;半熟练人员如有经验的销售员,熟练的农林牧人员,机械操作人员等,也从2206令吉掉到2007令吉,而初级缺乏经验的非熟练员工月薪则是1727令吉。

大体上,高层次熟练人员,半熟练人员与初级人员在工作人口中的个别占比为约28%、60%与12%。从产业类别来看,2019年有约63%在服务业,17%在制造业,农业与建筑业个别占了约10%。

虽然说自1990年代以来,大马的工资水平是呈递增现象;只是,吊诡的是自2007年以来,工资涨幅远追不上物价水平。这才是问题关键。

伸言之,整体上言,若从购买力的角度看;其实,今天多数大马人的生活水平是低于1990年代的。之所以,在于钱的价值不在于其面额,而在于其实际上可购买到的东西多寡与品质。

比方说,在1990年代,一位大专毕业生大体上可拿到2000令吉或以上的月薪,可那时物价特别是屋价(房地产)价格多是可望也可及,以雪州梳邦再也为例,1990年代一间20X60英尺的排屋,价格还不到20万令吉。可今天,特别是2010年后,房地产价格已大涨特涨,以至月薪3000令吉者也得在雪隆一带望屋兴叹。

经济民生影响政权

在大马,一般物价水平在2007年后涨声大响,主因在于2006-08年国际石油价格大涨,甚至涨至100美元一桶或以上。当时首相阿都拉也让石油价格跟著市价涨,因为当时政府认为大马人享有太多补贴,已上了补贴瘾,外劳瘾与拐杖瘾,其后果便是物价大涨。

如茶餐室一杯茶水从20仙涨到40或50仙,面条与杂食的涨幅也同样惊人。在这个涨声响起来的情况下,使国阵在2008年大选中失去了半壁江山。在野党也在这个半壁江山的基础上壮大起来,以致在2018年成功改朝换代。可以说经济民生是影响政权的最主要因素。

同理,2018年大选在野联盟成功取得中央政权,原因当然是多重的;只是物价与屋价大涨无疑是主因,可以说,只要不搞好经济民生,政权就难以保住。

要如何改善大马人的生活状况是大马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个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过来。假设情况不变,未来这个挑战会较现在更棘手,进而冲击到政治的稳定,使未来政治更具动荡性。

说白了,大马人的工资水平是难有实质的大幅改善,即便政府再调高最低工资也无济于事,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如1970年代当英国的工资物价相互推动螺旋向上的恶性循环,以致最终出现新自由主义改革。

何以情况难以大幅改善?这可从外因与内因两方面来分析。从外因看,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两面刃,是机会也是挑战。大体上,1980-1990年代大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进入1990年代后期,情况变得严峻得多,以致出现1997-98年的金融货币危机。之后,大马也出现早熟的脱工业化现象。

比方说,在2000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是约30%,可之后便节节下跌,到2019年已跌到23%。与此同时,服务业占比节节上升,可又不是高增值的新兴服务业,而更多是廉价的服务业。这个现象不仅见于大马,也见之于高收入国的欧美日等国。

大体上,自1980年代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发达国与高收入国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般工资停滞或倒退现象。与此同时,少数新兴产业工资又快速上升形成工资两极化现象,进而又促成了极富与极贫增多,而中间阶层向下陷落,萎缩的M型化趋势。不仅欧美,日本、韩国、香港等也出现类似的M型化。

大马做为中高收入国,又高度依赖出口和外资,很自然地也逐步被边缘化。制造业萎缩,服务业大增,特别是消费型零售业快速发展。这透露的信息是,大马已从靠投资与出口转向靠消费与内需推动的经济体。在产业没有与时并进升级的条件下,这个由消费推动的内需也只能靠举债方式来推动,可这毕竟是难以持绩的。

当家庭债务从1990年代的近40%升到2010年代的90%后,这个内需驱动型经济也走到了尽头。这里的关键是产业升级,也就是经济活动要从低端劳动密集,低技能,低增值转向中高端,知识与技术密集,创新取向与高增值方向发展。若否,便只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斗廉价进入红海竞争。这就是近20年来大马的实况,也是生活水平难以真正提高,甚至倒退的主因。

大马不易人尽其才

实则,进入21世纪后,大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被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超越。原因也很简单,大马虽是中高收入国,可得与中收入国或低收入国在同样的领域竞争。至于何以大马不能如新台韩那样升级则涉及了政治与教育等因素。基本上,大马的国情与政治生态,使大马不易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坐享其成的寻租者也太多,甚至连外劳也是个寻租产业。

从教育与培训方面看,大马的教育哲学与制度偏向英国式而不是德国式。德式教育著重实用的职业与技术教育,而且这个技职教育又与发展需要密切联系,以致70%的16岁或以上的高中生是进入实用的技职学校。大马则著重做公务员的学术型教育,这就使教育与发展需要脱节。

一方面是政府要扩大公务员队伍,以免大专生毕业即失业,而搞反政府活动;他方面则是市场长期缺乏实用的人才,这个错配已延续了几十年,迄今还看不到真正的改善。

进而言之,进入21世纪后,大马联邦政府债务也节节上升,以致每年预算案中,行政开支不断扩大,而发展开支不断萎缩,没有生产性的投资便没有未来;更何况预计2030年会有15.3%人口是60岁或以上,可以预见公共医疗的压力会日趋沉重。

大马将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将更难削减行政开支,政治恐怕也会更趋讨好而非求好的民粹化方向发展,能否扭转乾坤就看这一代人的思路与执行力了。若否,就只好变成失败国。整体上言,大马是个条件本来不错,但却未善用的后天无作为,先天优势也失色的可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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