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政治已从单纯的在朝及在野政党之争发展到即使是统一阵线的成员党也刀光剑影;更进一步的是,同一个政党也会发生兄弟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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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出现的“同一阵线”的斗争是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当时除了中央政府仍然维持三党加盟的“联盟”外,也加上东马沙巴亲中央政党组成的沙巴联盟及砂拉越亲中央政党组成的砂拉越联盟。既然都听命于中央联盟的指令,加入马来西亚的东马也就被稳定下来,但存在不满是常态。

唯独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当年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曾向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建议由人民行动党取代马华公会,成为联盟的成员,但不被东姑接受。东姑甚至说,即使马华只剩下5个国会议员,巫统还是继续与马华结盟。于是在国会内的排座,东姑就把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的12名国会议员排到反对党坐席上。

这进而激发李光耀在1964年率其党参加马来西亚的国会大选。在双方的政治斗争越演越烈下,终于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随著新加坡的退出,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社阵也改弦易辙,采取街头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政策,导致社阵在1969年“杯葛”参加大选。

就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蒂凡那申请另注册民主行动党(1966年)。虽然这已是一个没有李光耀的行动党,但李光耀阴影仍在马来西亚上空飘荡。最明显的是,民主行动党仍然喊出李光耀使用的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就为民主行动党打下一个永恒的烙印,一个不为巫统所接受的政治口号。

虽然李光耀的反共立场与巫统是相一致的,但巫统认为李光耀的思想是冲撞马来人至上的指导思想,威胁巫统的主导地位。之后,1969年大选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更给国家带来为期两年的紧急状态。这期间有两件事造成马来西亚政治格局有所改变。

其一是在“513”后,巫统的新任主席敦拉萨提议组成大联合政府(不是跨党派的大联合政府),以巫统马首是瞻,几乎将所有的反对党纳入统一阵线,但不包括民主行动党及砂拉越的国民党。在这方面,甚至包括一向标榜左翼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也与联盟在砂州组成联合政府(1970年)。其他被拉拢或收编的反对党有伊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

马华与行动党密谈

为何民主行动党不在收编之列?而巫统也只是“授权”由马华与行动党商议,本身不直接邀请。其中的玄机在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不与行动党共浮沉。除了马华要行动党解散及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之外,也要接受马华和联盟的宗旨和目标,结果功败垂成。

在此时(1971年),马华也忙于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但不及半年,华团坚持自行注册而未得到马华同意,大团结运动宣告胎死腹中。从华人大团结到华人大分裂。

其二是马华的新战略,向敦拉萨献议不如采取比较务实的行动,争取原先支持社阵的左翼华人选民转而支持联盟,同时也允许马华内部进行改革,以吸纳倾左派的华人。

最明显的转变是:(1)在1971年派出一个国企代表团访问中国,在拓展贸易的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2)在1971年允许来自香港左翼的文娱团体(由长城凤凰及新联组成)打出银星艺术团之名,到吉隆坡公演,以为吉隆坡灾民筹救济金。这个表演团带来了文革的节目,引起华社的轰动。本来陈修信是希望能以此改变马华的形象,也在霹州批准成立“兴汉社”及“干训班”,藉以吸纳左翼份子加入马华,但成效不大。因为马华党内缺乏左的氛围和左的政治运动,只有少数前左派名人参加马华,其中一些获委副部长等职,但未能在华社卷起马华热潮。

反倒是这个艺术团带来的文革节目成为刺激和鼓励华校生及校友会开展此类的文娱活动,其中一个插曲,就是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领导下命名为“春雷”的节目,在1974年被腰斩领导人也被逮捕。

正巧在这一年敦拉萨访华成功,达成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但也因马华公会的三个误判而导致陈修信在这一年引退。其一是与行动党密谈失败;其二是搞砸了华人大团结运动,及其三是引进左翼文化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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