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论者担心新冠肺炎会在全球性“民主退潮”之际，给予某些国家的政府借疫扩权的机会。自去年3月迄今，无可否认大马也曾一度出现政府借疫扩权的迹象，如推行行管令、颁布“紧急状态”以停摆议会等，且人民的行动、言论和生计也因政府的防疫政策而受限，这不禁让人担忧，大马的民主化进程会否受阻或倒退？而大马的公民力量又该如何茁壮成长？
笔者以为，大马当前的民主体制尽管并不健全，却不至于崩溃。如要巩固民主体制，就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公民社会，而强大的公民社会则立基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众基础。因此，笔者窃以为，值得吾人反思之处，应是普通民众究竟为防疫而牺牲了多少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进而削弱了公民力量。
在疫情之初，大马人民因为对新冠肺炎的未知而陷入空前恐慌，于是倾向支持一个能全权为社会大众承担风险的大政府治理模式，当时“集体安全胜人权”的大局论更是一度甚嚣尘上。
自疫情爆发以来，大马政府以防疫之名掌握了比过往更大的决策权与疫情期间的资源分配权力，也以避免造成大众恐慌为由管控言论。由此可见，此恐慌的代价就是公民自动上缴了行动自由、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利（生计），一切由政府统一指挥。
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假设某一政府想借疫情扩权，其最先想压制的力量就是公民力量，其方法之一，就是以防疫之名推行长时间且严苛的行动管制政策，因为此政策能削弱民间的经济力量，并创造一个高度依赖政府的社会。
当政府干预各行各业的营业自主权时，就等同变相的“计划经济”，这必然会破坏市场自我调节的机能，因为这会造成某些行业被迫提早走入历史，某些新兴行业则瞬间膨胀（如网购、电召车产业），但这种行业换血与市场供需无关，完全是政府以人为手段干预的结果。
以自由换取安全
此种防疫政策所造成的企业倒闭潮、失业潮将使得更多家庭至少在短期内必须依赖政府救济。掌握执政优势的政府就能以各种救济政策来控制被削弱的民间社会，若遇上选举，执政党就能以此优势捞取选票和政治资本。
由此可见，长时间的行动管制将造成一个强势政府vs弱势公民社会的局面，而后者将难以制衡可能实行威权统治的大政府。当我们仔细回顾过去的3次行管令，就可看出大马的防疫政策有一度可能将大马引向上述局面，但随著布城再度易主、行管令3.0的彻底结束，才得以临崖勒马。
笔者发现华语圈子的读者大多难以理解欧美民众反封城、反强制疫苗政策的举动和言论。当然，就各类防疫政策而言，正反双方的观点皆有合理之处，无关对错，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民自己愿意承担风险的意愿如何？
若将承担风险的责任全交予政府，那么，政府必然有权要求掌握疫情期间的一切资源分配的权力，人民也必然以牺牲某些权利和自由来换取政府的保护与资源分配，而在这个风险考量上，西方国家则与亚洲国家相反，当然，无论选择如何？都无可回避其后的风险，要自由，必然以安全为代价，要安全，必然以自由为代价，但是，有自由却能避免一损俱损的局面，以此推论，大马行管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正是以自由为换取安全的结果。
当初，大马民众曾因为畏惧疫情的不确定性而赋予政府更大的决策权，并间接牺牲了自己的生计与若干公民权利和自由，民间经济实力也因防疫而遭削弱。疫情教会人们，最坏的暴政，莫过于“为你好”的暴政。在后疫情时代，我们会否面对“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是公民社会必须思考的问题，尤其警惕政府会因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可能性，因为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戒心。
（本文为2021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由林连玉基金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