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一代百变天后梅艳芳传奇人生的传记电影——《梅艳芳》，近来成了华语世界热议的话题。然而，就在《梅艳芳》热映的当儿，邻国新加坡的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却为配合政府”讲华语运动” 而坚持 “一般普及大众”的商业片（如《梅艳芳》）必须以华语配音版上映，至于粤语原音版则只限在新加坡华语电影节放映。IMDA的此项决定与做法，在狮城当地引起了争议。
早在《梅艳芳》登陆新加坡前，当地梅迷（梅艳芳粉丝）便发起网上请愿，甚至上书部长，恳请有关部门允许当地电影院上映《梅艳芳》的粤语原音版电影，而非华语配音版，因为唯有以粤语讲述的旧香港故事才能让观众有代入感。据《联合早报》报导，这项请愿也得到若干狮城媒体人声援，他们也认同”粤语才能带出梅姐的故事”，毕竟传记电影讲究的是真实性，尤其片中会出现的梅姐金句必须用粤语呈现，若看配音版就没意思了。无论是参与请愿行动或声援相关行动的人士，都一再强调一部粤语电影并不会影响政府推行多年的”讲华语运动”此一基本国策，而且粤语流行文化内容还可能带动大家对学中文的兴趣。
一如所料，狮城执政精英对于”讲华语运动”的基本国策立场不变，所以才有上述的”区别处理办法”。他们执著于”讲华语运动”的原因，其实可以用一首歌（《大家说华语》）来概括，即：一、国家要进步，语言要沟通；二、说华语是件亲切又便利，简单又容易的事。然而，果真如此吗？
新加坡政府的支持者或许会说，华语配音版的《梅艳芳》并不会影响观看，毕竟观影的主要目的就是能看懂剧中的故事即可。当然，人的审美是主观的，有的人会追求艺术上的完全，也有人喜欢欣赏”缺陷美”。支持粤语原音版和支持华语配音版之间的对立，其实是审美观的对立，人有审美和追求崇高的精神需求，我相信《梅艳芳》的绝大多数观众都和笔者一样，观影目的除了追忆旧香港外，更是为了寻找一份逝去的感动和情怀（即伴随南洋华人成长的香港娱乐圈往事），因此，也只有粤语原音版才能支撑起这份感动。
基于笔者个人的审美追求，我主张《梅艳芳》或其它方言影视作品都必须以原音呈现，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也唯有进入原音版所塑造的语境，才能掌握电影所创造的世界，如片中的童年梅艳芳对姐姐说：我咁靓，我唔会嫁俾鸦乌公㗎！这句台词虽然只是童言童语，但是信息量很大，在华南地区，大人为了让小孩子听话，就会引用鸦乌婆的传说来阻吓爱捣蛋的小孩，在片中，荔园的歌女姐姐为了要让小梅艳芳准时登台演出，就用了 “不准时登台，将来就嫁鸦乌公” 一说来催场，从这个角度看，方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世界观的载体。唯有粤语原音版的《梅艳芳》，才能让人感受到童年梅爱芳和梅艳芳的童真与姐妹情深，由此可见，方言比华语亲切多了。
在梅艳芳崛起的1980年代，梅艳芳已经在《烈焰红唇》的表演中实践穿衣自由，并在台上向观众展现当时最前卫的服饰，她又在《坏女孩》中唱出反叛，并表达了女性对爱与欲的主观感受，力求挣脱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她造型百变，其表演风格可雅可俗，她既可引领流行文化，又可演绎传统戏曲，如在《胭脂扣》中，她演绎南音《客途秋恨》的表演水平可以直追粤曲泰斗。反观当时的新加坡却在执行发禁、推行”讲华语运动”、关闭并收编民办学府（南洋大学），若经此比较，试问谁的社会更为进步呢？是强推”讲华语运动”的新加坡，还是没有强推讲粤语的香港？可见进步与否，其实和语言的关系不大，反之，最重要的是执政者和人民的观念秩序，国家的进步不应只著重发展”硬实力”（综合国力与治理能力），也要兼顾”软实力”（文化经营）。《梅艳芳》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当时香港有自由开放的创作环境和深厚的地方传统，才能造就百变天后梅艳芳，进而实现对亚洲地区的文化征服。
大马也曾受对岸”讲华语运动”的浪潮所波及，但是，与新加坡相反的是大马的”讲华语运动”由民间主导，而非由官方主导（如新加坡），所以两国华人方言所遭遇的冲击程度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华语不是大马官方语言，所以，大马”讲华语运动”对方言所造成的冲击远低于新加坡，近年来，大马华社开始反思矫枉过正的”讲华语运动”，进而拨乱反正，”复兴方言，并使之与华语共存” 的主张也逐渐成为大马华社的共识。
当华语 “处江湖之远”，就能拥有华语与方言平等共存的环境，也因为有这类环境，才能让大马华人以多元的视角看世界。随著时代改变，华人早已不一定要以华语（普通话）学中文，因为方言也具备同样的学习效果。大马是产生最多”华人通”的国家，不仅华人能掌握三语与方言，友族同胞也同样得益于多语环境，有些友族同胞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华人方言，可见多语的环境（包括各族语言和方言）并不阻碍沟通，反之，却能激发人们相互学习的动力，在政府没有积极干预的情况下，民间早已实现了文化融合，所以方言盛行会导致华人之间无法沟通之说是伪命题。
某些新加坡执政精英是离地的，他们只会一味将国人华语水平低落的现象归咎于方言对规范华文的侵蚀，认为方言一旦受主流社会接纳，就会动摇华语地位，却无视新加坡社会普遍偏向功利现实的大环境才是导致华人不重视华文的主因，而此环境正是多年来奉行精英主义路线所致的恶果。此外，他们也无视语言与文化之间互为表里的紧密关系，假若新加坡本地的方言仍如独立初期强势，就意味著华人的籍贯文化仍然强势，如此一来，新加坡华人即使华语（普通话）学不好，也可透过方言作为掌握华文的途径，大马华人正是在此华语与方言共存的环境下掌握中文的。
一部《梅艳芳》，两种呈现方式所引起的争议，折射出狮城执政精英的专业傲慢与教条僵化。当局的决定不仅直接干预人民的审美自由，同时，当局的做法也极为不尊重电影主人公（梅艳芳）的身世背景。这起事件也显示了新加坡执政者虽然都有高学历的所谓”精英”，却缺乏对文化和艺术创作的敬意，否则他们不会忽视语言之于文化、艺术和美学的重要性，更甚的是他们不信任大众自己的判断力，所以他们才会力求要管治新加坡的方方面面，即使语言文化和娱乐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