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时期开拓移殖区减缓粮食不足,至关键是在柔佛兴楼的新昭南,以及森美兰马口的不二乡。

新昭南(New Syonan)与不二乡(Fuji-Go)?是的,这是二战时期日治政府的移殖区,故以日本称呼来为移殖区命名。新村是英殖民大规模移殖郊区华民的堵共策略,惟鲜少人知晓日治时期也曾推动移殖计划,其中两个比较受注目的日治移殖区,一在柔佛兴楼(Endau)开发的新昭南,一在森美兰马口(Bahau)开发的不二乡或富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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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1943年日据第二年,日治昭南岛(新加坡)政府策定了大疏散计划。原来,一是昭南岛人口密集,亦是二战时日本帝国东南亚(Nanpo)的首府,一旦再沦为战争前线恐死伤惨重,二是减缓昭南岛粮食严重短缺的负担。日本学者原不二夫(Hara Fujio)研究发现,昭南岛政府鉴定马来半岛和邻近岛屿的 30 多个华民移殖区,新昭南与不二乡是最主要的两个。

英国学者Victor Purcell则称,另有一个设在槟城威北安置华民与马来人的峇淡园(Bertam Estate),还有一个在新加坡岸外的印尼民丹岛(Bintan To)安置印裔与马来人的移殖区。学者Paul H. Kratoska更发现,一些村落被指支持抗日军而强制华民迁移,包括雪兰莪的两个移殖区新南洋村(New Nanyang Village)与新古毛村,以及霹雳的玲珑村(Lenggong)。

在日治移殖区计划扮演关键角色的筱崎护(Shinozaki Mamoru),二战前既是日本记者也是日本特务,日军入侵前夕曾被英殖民以间谍罪名投狱。不过,当年因帮助华民及欧亚人(Eurasian)移殖,筱崎护被一些人誉为“新加坡的辛德勒”(Schindler of Singapore)。辛德勒是德国人,二战时拯救了不少犹太人免被德国纳粹屠杀。 

1943年8月,昭南岛政府奉命疏散岛上30万华民,接近当时新加坡人口的三分一!筱崎护在柔佛东海岸的兴楼寻获一段“理想之地”,离开海边不远,渔产丰富,又有稻田。然而以增产之名,提供奖励如每户分配耕地三英亩,无法吸引昭南岛的城市华民迁移,但筱崎护深谙华民对日军的恐惧,他争取移殖区自治,不受日军管制,也不会有日本宪兵(Kempeitai)出没,这一招果然打动昭南岛华民的心。

何况,在移殖区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昭南岛华侨协会也游说华民迁移,美其言新昭南将成“华人乌托邦”云云,于是不少有钱人与社会闻人亦迁至兴楼避乱。华侨协会筹了100万元协助发展新昭南,1943年9月第一批200华民进入了移殖区,一年后移殖区华民增至1万2000人,据称高峰时期竟达五万之众!在没有日军的监管之下,新昭南比起昭南岛犹如人间乐园,新昭南开发七个月即有小镇规模,设有学校、酒家、夜市场、咖啡店,甚至医院、银行等。

紧急状态时,英殖民在新昭南原址组建了好旺新村,完全没有遗下新昭南半点畸形繁荣的痕迹。
紧急状态时,英殖民在新昭南原址组建了好旺新村,完全没有遗下新昭南半点畸形繁荣的痕迹。

难怪学者Vivian Blaxell形容“新昭南的生活似乎很繁荣”,但其实这是一种扭曲、畸形的繁荣。除了酒楼食肆,妓寨同样林立,战时红极一时。那时昭南岛甚至柔佛,知道兴楼的人不多,但很少人不知道新昭南。南来文人杨颜曾到新昭南开垦,战后发表了新昭南怪现象的讽刺诗,诗末写道:“号为农村,而竟有半农居、天一景、咏春园及畅农酒家四间,咖啡茶室尤不计其数,时髦女子,则旗袍而木屐,以道路泥泞也,足见非增产而去,甚明。”话虽如此,新昭南至少种植了一些稻米、蔬菜、木薯、水果等,勉强自供自给且曾把余剩的粮食运返昭南岛。

这个移殖区全称为“新昭南模范农场”,华民则称之“昭南新村”,惟有些华民不喜欢日本称呼,称之“新兴楼”或New Endau。战后,大多数华民返回新加坡,仅有数十家华民留下来,华民也改称此地为兴楼新村。英殖民紧急状态时期,在新昭南原址组建了好旺新村(Kampung Hubong),有日本老兵曾到此寻找传说中当年埋藏的两吨黄金呢!

相比之下,日治时期马口的不二乡移殖区则惨痛多了。何以Fuji-Go 又称“不二乡”呢?在日文里,Fuji既指“富士”亦指“不二”,所以Fuji-Go既是富士村也是不二乡,“不二”意为独一无二也即唯一。原来这个移殖区专门安置昭南岛的天主教徒(Catholics),当中欧亚人与华民各有一千人,也有称欧亚人300户、华民400户合共三千人,至日军投降前夕则报为5167人。那个时候,马口这个小镇周边都是森林,不二乡离开马口街市仍有五公里,正确而言即今马身新村(Kampung Baru Mahsan)范围,但研究不二乡历史的学者皆记之马口。

迁至马口不二乡移殖区的天主教徒,欧亚人与华民约莫各半,这是早上开垦前的例常点名。
迁至马口不二乡移殖区的天主教徒,欧亚人与华民约莫各半,这是早上开垦前的例常点名。

在欧亚人福利会及天主教堂协助下,1943年12月第一批移民迁至不二乡,但他们很快发现这里不是理想的开发之地。由于不二乡筹备不足,水源及排水沟皆出状况,移殖者又是对开垦毫无经验的城市人,不二乡从未达到自供自给的目标,且许多移殖者患上营养不良,因疟疾(malaria)或传染病而死的高达500人,也有人估计死亡数据实为1500人,等同最初移殖者的一半!即连不二乡移殖区领导人Adrian Devals主教,1945年1月意外被锄头伤脚,最终破伤风而逝。

日治政府为了吹嘘新昭南与不二乡的成功,把迁来的移民美言为增产粮食之“开拓士”,并强调将来达到充分发展时,可供应昭南岛的粮食需求。其中一张宣传图片至神:一批穿著碎花衣裙的时髦女子,烈日之下在一片沃野中挥锄,感觉既不实际亦极之滑稽!

对这一段惨痛历史马口人了解不多,而且不少人还误把欧亚人当洋人,以为不二乡是关禁英军俘虏的集中营。根据马口新闻界前辈告知,一名不二乡欧亚人的后裔Fionna Hodgkins,曾经到访马身新村“寻根”,但当年的不二乡已毫无痕迹。至于因疟疾或传染病死亡的欧亚人,长埋在今离马身新村不远的阿逸依淡路(Air Hitam)两公里,不过当年的坟场现已变成油棕园。日军投降后,不同兴楼的是,不二乡的移殖者没有人愿留在马口,日治政府吹嘘的乌托邦成了幻影。

日治时期,把马来半岛唤作“马来”(Malai),又强把一些地名冠上日本称呼,如新加坡被唤作“昭南岛”(日文昭南一词意为南方之光)、槟城则依Penang发音唤作“彼南岛”,日军投降后这些日本地名称呼立马被弃,更别说兴楼的新昭南、马口的不二乡了!

日治政府为吹嘘移殖区的成功,竟以穿著衣裙的时髦女子在烈日之下挥锄,极之滑稽。
日治政府为吹嘘移殖区的成功,竟以穿著衣裙的时髦女子在烈日之下挥锄,极之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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