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建国超过六十年，政治动态跟著时间推进而不断变化，马来社会的政治博弈从左右分歧发展成族群宗教话语权的争夺战，时至今日，马来政党的竞争已不再只是族群、宗教、左右的对立，还结合地缘、城乡、阶层和世代的角力，早期巫统跟伊斯兰党的双雄对决演变成今天多党林立的氛围，在华人社会也有类似情形，而这些发展都在短短的60年内发生。
毋庸置疑，马来政治是主导国家政局的动能，马来社会的态度与偏好动辄影响各股政治势力的竞合状态，华人社会也因此受到波折。1950年代，在“恐共”和反共的主流氛围下，巫统跟人民党鹬蚌相争的时候，奉行建制路线马华公会跟采取抗争的劳工党也展开左右对峙，马来政治和华社政治都处于左右对立的局面。
1960年代，伊斯兰党的势头逐渐崛起，取代人民党的位置，成为最能够挑战巫统的马来穆斯林在野党。而劳工党因国家机器打压而走向消亡，转由行动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人联党等等中间偏左的政党与马华对抗，就在这时候，伊党仿效中东左派的范式，融合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跟巫统进行左右、宗教的对立。
1969年第三届大选是划时代的政治分水岭，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合组的联盟党首次丧失国会2/3执政优势，巫统遭到伊党的拉扯，马华和国大党则被各路中间偏左的政党挫败，朝野竞争因而被激化。
敦拉萨上台后，为了因应1969年的洗牌，藉著紧急状态的护身符，完成诸多重构秩序的作为，包括：确立马来人和伊斯兰教于宪法的至尊地位、缩小社会贫富悬殊的新经济政策、超越政治分歧的国阵等。惟，在1977年巫伊分家以前，全马仅有行动党扮演主要的制衡角色，马来西亚几乎没有可靠的在野势力挑战政府。
然而，巫统和伊斯兰党的联姻难以持久，主要是两党的票席重叠和意识形态不和，造成他们在1977-78年的吉兰丹州宪政危机中分道扬镳，从此，马来西亚才回到比较常态的朝野竞争。
1980年代，伊党自我形塑为大马穆斯林的捍卫者，不与奢侈、腐败和叛教的巫统狼狈为奸，两党竞争遂导向“谁比较伊斯兰”的斗争。与此同时，华人社会的反对力量开始崛起，一来，华人逐渐从复兴母语教育和推广文化的运动中找回自信，二来，在马哈迪政府中，马华和民政党无法有效代表华社发言，华人借投行动党向国阵华裔领袖抗议的态度越来越强烈。两大族群的政治竞争，都在回到各自族群权利的论战。
两个阵线雏形
“破冰”发生于1980年代末，因A、B队党争白热化，巫统被一分为二，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B队建立四六精神党，想要有效地牵制马哈迪，不惜跟伊党联手，与行动党和华社菁英接触，虽然东姑拉沙里最后归巢巫统，但巫统的家变跟华社的愤懑，让在野党（伊党、行动党、人民党、沙巴团结党等）尝到甜头（票席回馈），越来越有敢于挑战国阵趋势，马来人和华人的在野力量开始抛弃前嫌，建立沟通和交流的管道，两个阵线雏形遂形成，
1998年，安华被迫害的事件触发烈火莫熄运动，伴随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不满，马来反风趁势吹起，公正党以更全面、明确和开放的姿态，继承四六精神党的志业，在1999年大选前拉拢伊党、行动党达成竞选协议，组成替代阵线，促成朝野板块的博弈。
2008年第12届大选后，公正党、行动党和伊党在民联框架下，进一步走向选后联合执政的道路。有趣的是，不管是替代阵线或民联，在野党之间都尽可互相克制，把对抗国阵视为首要目标，可是，这已被证明是不可持久的权宜性婚姻。
2013年大选之后，国阵依然以简单多数执政，而马来人和华人对在野党的期待不同，导致伊党跟行动党分裂，伊党改采更为保守的论述守住基本盘，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和土团党复制民联模式建立希盟，国阵（马来菁英主导的分工模式）、希盟（各族群协商分工模式）和伊党（马来菁英垄断权力的模式）的三足鼎立从而成形。
2018年第14届大选促成政党轮替，可是，希盟和国阵都没有扮演好各自的新角色，成为差劲的执政党和不尽责的在野党，而伊党则以比较灵活的方式行动，与巫统结成全民共识，大打马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令希盟政府陷入缺乏马来人支持的跛脚状态，承受著“华人和行动党政府”的标签，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的极化确立。
希盟在2020年喜来登政变垮台，慕尤丁获得巫统、土团党和伊党，以及沙砂本土政党的力挺，建立充满马来穆斯林色彩的国盟政府，好景不长，国盟政府波折不断，三个马来政党相互扯后腿，直到演变成台面上的决裂。三个马来政党都想寻求外力来制约敌对方，巫统从希盟方面借力威胁慕尤丁，土团党极力讨好伊党反制巫统，伊党则游走两党之间想取得最优的回报。
马来人主导
2020年到2022年期间，虽然历经喜来登政变的洗牌，可是四场州举中的三角战乃至多角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两个阵线已毫无市场可言，于是，2022年第15届大选时，形成国阵、希盟和国盟的大对决，马来政治的角力不再局限于族群宗教，而是扩大到各个层面，无论哪个阵营组织政府，马来人都稳掌主导性，问题在于主导的程度而已。反之，华人意识到少数族群的影响力有限，没有“多面下注”的本钱，所以集中票投最能代表非马来人发言的希盟。
大选结果显示，国盟和希盟成为代表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两大偏锋，国阵则成为各族得票相对均衡却最吃亏的一方。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便国盟和希盟拿下最多的席次，也没有国会简单多数组织政府，显然，不管是华人或马来人，都不可忽略彼此的存在，必须合作组织政府，一起解决问题，否则就是深陷“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困境。于此，国阵巫统基于生存考量，靠向最不可能剿灭他们的希盟，拥立安华担任第10任首相，选后的僵局才得以化解。
笔者想要表达的是，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阶段下，马来政治与华社政治有不同的竞合关系，两个群体会了实现各自的目标，相互借力发力。
在这过程中，彼此相互争辩、磨合和妥协，虽说政党的分合乃选举常态，可马来社会跟非马来社会/华社都不能完全蔑视对方的声音，非马来人得不到马来人的协助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2018-2020希盟），马来人单独掌权的结果就是更多令人发指的明争暗斗（2020-2022国盟），若持续不把对方当回事，就会陷入第15届大选后满盘皆输的结局。
唯有包容、多元、协商和务实才能解决政治危机，马来西亚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安华领导的联合政府或许不完美，只要安华能做到不边缘任何一方的话，我们都不应该过度放大这些缺陷。
评论: 冯振豪 (生于霹雳怡保，毕业自怡保深斋中学，台湾国立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学士，曾于怡保培南独中任职员，自由撰稿人，热衷研究国内外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目前于东吴大学政治所进修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