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腐败的巫统，以便救国是近年来希盟以及多数华族的政治口号与渴望。要救国涉及了多方面的领域，如政治制度与司法改革、反腐倡廉、良好施政、宣传反极端主义等。这些诉求能实现多少则有待时间来证明。
就经济而言，团结政府也特别提到改善民生，振兴经济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而要拼经济则先得稳政治才能稳中求进。毕竟，政局动荡不安是难以专注于搞好经济的，至于能否稳住政局，现在尚言之过早，恐怕要过了6州选举结果出来后才能下定论。
就提振经济改善民主而言，从国内外经济形势言，恐怕不乐观。就外部条件言，不少人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会有限，有人甚至认为，可能出现滞胀性债务危机；若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滞胀（即高通货膨胀与增长停滞同时出现）与高债危机同时发生的话，就没有什么工具足以打救经济。
因为，这会导致经济、金融与债务三重危机重叠，相互激化。即便没发生这三重重叠的危机，全球经济放缓也足以打击大马，因为大马是个高度依赖国际经济的开放经济体，大马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偏高（仅是出口便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近80％）。从好的方面看，全球经济形势大好，大马也会随著水涨船高。反之亦然。
此外，也得看到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盛，以至于有人认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其中一个实例是，台湾的“护岛神器”台积电也因各种因素而得在美国设厂。拜登称之为美国的工业回来了，而台湾人则担心这是否会“掏空”台湾，特别是半导体相关产业。
据此而论，发展中国家会更难吸引到高科技高增值的产业来。没有高增值的产业，又如何有高增值的经济与就业？穷国之所以难脱贫致富，原因当然是多重的；其中一个主因是他们受困于低增值的低工资经济，而发达国也会因考虑到把高增值产业留在本国，以便保本保就业。
在这种情况下，穷国的经济就难靠外资升级而必须靠本身的实力来升级。如中国便很注重自主技术，自主创新与扩大内需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
在一定程度上言，这是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奕。发展中国家可以借由外资与国际市场发展但却有其局限，特别是难以发展高增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国际关系学中，这称为中心──边陲论。只有极少数的新兴经济体如台韩新等能成功突破这个玻璃天花板，但也可能会因逆全球化趋势而返贫回归贫穷。
中等收入陷阱
就内部因素言，自1997-98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大马就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突破；其后果之一便是各种政治经济问题丛生。泰国政治动荡不安也与其有关。大马自21世纪以来政局也动荡不安，自也与此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毕竟，经济民生是稳政局的主要条件，经济民生恶化，各种不满便因应而生或剧化，如2008年国阵会失去半壁江山，主因便是经济民生恶化，特别是物价普遍持续地涨声响不停。2018年国阵会失去中央政权也与此有关。其中，消费税便成了被反对党集中攻击的对象。
其实，大马工资水平跟不上物价有其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是长年积累下来的恶果。要解决这问题也非是一朝一夕可解决的。伸言之，这个民生困苦问题，只能加以缓和而难根本地根治。不管换了政府与否均不可能短期内搞好这难题，也就是说团结政府也无法在这5年内搞好经济民生难题。其能做的就是加大政府补贴，缓和民怨或推迟问题的严重爆发。
说起来，这也不是大马特有的难题，放眼世界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均面对这个难题，而他们的对策基本上均是治标不治本的对策。
这也是何以全球债务总额不断节节上升的主因之一，如1999年，全球债务总额占了全球生产总值（GDP）约200％，可到了2021年则剧升到366％。其中，发达国（如欧美）则是约420％之高，发展中国家反而较低。大马则是约250％，其中企业债占约100％，家债占约近90％，直接公债占63％，较一般发展中国家高。
由于公共债务节节上升，政府只得靠举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应对，也就是混著过，而不是根本性地解决问题。之所以也不难理解，因为要根本处理这难题，一个有效方法便是开源节流，也就是加税与减少政府开支，可这是自寻死路。敢这样做的政权得面对垮台风险。2018年纳吉政权垮台，出台消费税无疑是主因。
推迟爆发时间
人性基本上是自私的，这是人性皆然的事实。据此，人民普遍上是希望政府能不加税但又享有更多福利，特别是工资赶不上物价时更是如此。这就注定了这个难题是不会被真正对待，而只能是敷衍应对，缓和与推迟其爆发时间。
可以料想，团结政府也会如世界各地政府一样，以举新债还旧债或印钞票的方式来应对，称为赤字的货币化。应该说或迟或早大马也会像多数国家一样重启消费税，只是明智保身的政权，不会自己这样做，而是选择把难题留给下一个政权或是干脆债留子孙。反正以后也不是我做政府，这也是何以多数国家公债节节上升的根本原因。
虽然有人提议用宪法的方式来限制政府开支；只是，宪法也是人制定的，可以应需要而修改。在大马这个难题还涉及了种族因素，如约170万公务员中，多数是马来族。若政府要减员，首先就得面对垮台的风险。此外，退休公务员人数也近百万。在电子化的时代，已雇用的公务员即便过剩，也难把他们转移到私人部门，尽管大马严缺劳动力。
进而言之，大马在一定程度言，也是个未富裕先安逸的未富先逸国家，大马尚不是高收入国，可拥车率却是全球排名第36名，远高于许多高收入国，这也是个悖论。这个生活形态还涉及了公共政策的规划。若考虑及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情况更不容乐观。
结而言之，即便世界经济没有发生大衰退或重大危机，大马经济也不会魔法式大幅好转，特别是民生，因为要在温和通膨条件下大幅提升工资水平不是5年内可实现的。发达国家在混著过，难道大马会是例外？
评论: 孙和声（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