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中高收入国如大马、泰国所面对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目前按照收入水平分类的4类国家为:低人均收入国,是年均收入在1085美元/5074令吉以下;中低收入国是1086至4255美元(5078至1.9万令吉);中高收入是介于4256至1万3205美元(1.9万至6.17万令吉);高收入国则是1万3205美元/6.17万令吉以上。

在2022年,大马的人均收入是约1.24万美元/5.8万令吉。离高收入国尚欠约1000美元/4676令吉。能否在未来几年后升级入高收入国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年均经济增长率、汇率浮动等;而这又涉及了多个国内外因素如政局是否相对稳定或国际经济走势等。

其实,收入高低也不能保障生活安定,如通货膨胀过高,会掏空民众的口袋使高收入变得有名无实,甚至可能感觉变穷;此外,也涉及公共服务的有否,或质量;毕竟公共服务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或公共交通会影响到生活压力的轻重。

此外,人均收入是以总人口除以国民总收入,其不能反映实质的收入分配实况,以美国为例,虽然人均收入高达6万多美元/28万多令吉,可却有许多人流落街头;或以车为家,即因租不起房子而把汽车当家。在美国若没买足够保险,生一场大病也可能导致破产。

伸言之,人均收入只是一个便利参考,不能认为人均收入高的国家便是高生活品质国家。


●家债占81.2%

就大马而言,在约3000万国人中,可分为3大类,其中每一类又可再细分。根据统计局,大马的家庭平均收入可分为B40(低收入家庭);M40(中等收入家庭)与T20(高收入家庭)。B40的收入水平介于2500令吉至4850令吉;M40是4851令吉至1万960令吉;高收入的T20则是1万960令吉以上。

按照这个分类,大约有60%的家庭应可归类为中高收入群。表面观之,这是不错的成就,只是也得考虑其他因素,如在2020年有75%的大马人住在城镇,而城镇的生活费一般上高于乡区。

此外,虽说大马有七成多国民拥有自己的住房,可在大城市如吉隆坡,拥屋率只有约51%,而且有很高比率是尚未还清贷款,而在城镇房贷或房租有可能占到可支配收入的1/3之高;若还有车贷的话,还贷率更高。此点,可从大马高家债的结构中一窥究竟。

如在2022年,大马的家债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1.2%,即约1.45兆令吉。从分类来看,房贷占了59.7%,个人信贷占了12.8%,以及车贷占了12.7%。

值得注意的是,大马并非高收入国,但拥车率却是全球排名第36,比许多高收入国还高。在2022年,大马人均收入世界排名是第71名,可拥车率竟然是第36名,这表示车贷或养车费占了可支配收入的可观部份。实则,大马的破产案中车贷占比最高。由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在大马有很高比率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养车比拥屋更要紧。

从个人而不是家庭收入的角度看,根据统计局,在2023年我国有645万人是正规领域中的员工,其中有46.8%的工资低于2500令吉。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大马的贫穷线收入是2589令吉。易言之,有近一半,甚至是有约10%的月薪低于1500令吉。


●大马经济是低增值经济

据报导,目前政府有意推出非强制性的渐进式工资制,也就是每年有薪可加的倡议;此外,政府也有意把工资占国民总收入的占比逐步从目前的32%提高到45%。就目标而言,45%的占比并不算太高,因为在发达国,通常工资占比可高达50%或以上。

问题是,大马经济活动层次并不高,生产力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如过去年10年,年均生产力增长率只有1.4%,低于印尼的3%,甚至低于新加坡的1.6%。

究其原因,在于大马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低增值的经济,也很依赖外资,而外资又偏重低增值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从比较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就后进发展国家言(大多数是非西方国家也多位于地球南部,故有北富南穷的经济现象),只有很少数的几个经济体如台湾、韩国、新加坡与香港能成功升级为高收入国。

因此,大马未升级入高收入国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大马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富民穷国,也就是资源虽丰富,如有石油,可国民收入并不相应地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资源诅咒现象,也就是资源丰富反而阻碍了升级。反之,一些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如新港台韩,反而因资源贫乏而能成功挤入高收入国行列。

说到底,这是个政策与体制的问题。一国发展基本上要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与货币尽其流,可大马却没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人尽其才方面,追究起来这涉及了族群因素。


●教育政策与国家发展脱节

此外,大马的发展战略与教育培训政策也是阻碍产业升级的结构性因素,如教育政策与国家发展需要脱节以致长期出现学非所用与用非所学的现象。

在德国与瑞士或1960-80年代的台湾,有七成的高中生是进入技术与职业学校,可大马则是九成以上高中生进入普通高中或干脆读完初中便不升学或不去考大马教育文凭。这种现象长期化的结果便是低增值与低工资的经济活动。这也难怪许多大学毕业的新鲜人其工资与一般工人相去不远的主因之一。

深层地看,大马也缺乏由内资推动的高增值经济活动。日台韩新升级为高收入国主因之一是其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推手是内资而非外资,也就是内资为主,外资为辅,而大马则相反,是外资为主内资为辅。为何如此,也与族群扯上关系,因为族群因素阻碍了人尽其才的充份发挥。

尽管大马在1987-97年曾出现年均9%的高速增长,可其推动力也是以外资为主,是一种外资驱动的投资带动贸易的高速出口增长致成的结果;当这些游牧民族式的外资转移目的地时,大马的高出口增长也大幅减速。

1997-98年会发生东亚金融货币危机的主因之一便是在1992-96年之间,大马、泰国与印尼均出现了多年的国际收支赤字,也就是进口大于出口的现象。

1997-98年后,大马和泰国的年均增长率大幅下跌,大马则是从9%下跌到约4.5%的长期化中速增长,这就减少了体面就业机会,而这时期又是大马大幅扩大大专教育的时期,使得许多大专毕业生缺乏体面的就业机会而生出不满,形成了反政府情绪。

其实,若非政府扩大招收公务员,这个不满情绪会更强;只是,其后果则是大大加重了政府财政压力。这已成为一个尾大不掉的长期课题。


●短期难摆脱中产阶级陷阱

总的来说,自21世纪以来,经济民生是致成政府垮台的主因之一,而这个经济民生难题也是中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甚至可能会随著人口老化而恶化,使政权更替更为频繁。

从根本上讲,自21世纪以来,大马的政治经济难题是,中产阶级无法有效扩大,其后果便是人口的贫困化与内需不振或家债剧升。1997-98年之前大马是靠投资与出口推动增长,进入21世纪后,则转靠内部消费,可人民的实质收入并未增加多少,这就使内需难以为继,或不断积累家债。

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家债占到GDP的80%以上,是少见的也是高风险的。通常发展中国家的家债不会超过GDP50%或更低。大马则是家债与公债皆偏高。若出现进口大于出口的长期化现象。就容易出现深刻与广乏的经济危机。

据此而论,如何摆脱中产阶级陷阱可说是大马最严峻的经济挑战。这是一个短期内解决不了的挑战。这不仅涉及了国内因素,也涉及了变化多端的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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