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大马将举办一场土著经济大会。这场大会是否会正当化与延续1971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

大马土著占全国国民人口的69%,其中马来族占约56%,东马土著占约13%。土著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不是相对少数,要为占人口多数的土著举办经济大会只能说是大马特殊国情产品。

通常情况下,这类大会应是占人口少数的弱势群体所举办,以便提升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语文地位。大马的特殊国情则是土著特别是马来族在政治、行政、军警方面占了绝对优势。一般认为土著在经济方面处于劣势,事实是否如此,见仁见智。

客观地说,在1971年新经政策出台前,土著在经济上确是处于劣势地位;之所以主因在于英殖民时期所采取的族群分工制,即华族与印族集中于矿业与种植业部门;而马来族则一如往昔一样,留守在传统的生存型经济领域,即继续成为传统自给自足型小农经济或渔民。其后果则是,族群分工制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

1969年发生族群騒乱事件,当时的执政精英如敦拉萨等认为513騒乱的主因在于族际经济不平等,即然是经济不平等是导致騒乱的主因,就得从纠正经济不平等著手,只是非土著一般不认为这是导致騒乱的主因。据此,当时政府便在1971年出台了旨在消灭贫穷与纠正经济不平等的新经济政策。

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希望在1990年实现上市公司股权分配达到土著30%,非土著40%与外资30%的股权结构。

如何实现土著持有30%上市股权的目标?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政府直接介入市场经济,用国家资源实现目标,如设立许多公共企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或设立持股公司如国民投资公司,让土著通过这些官营机构持股。

钝化经济增长

更绝的是,甚至要求私人企业让出30%股权给土著或得雇用一定百分比的土著。从股权分配的角度看,确也提升了土著的持股比率;只是其代价则是钝化了经济增长,以致许多非土著得出国谋生或读书。这是因为当时执政精英的思路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即只有限定非马来族的固定配额才能让马来族实现30%配额。

这种固定配额而非扩大蛋糕的零和博弈观,在很程度上抑制了非马来族潜能发展,也钝化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在1970-80年代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4小龙飞跃的时期,大马却自缚手脚,错失了经济升级换代的大好良机。

1980年代中期,大马公共债务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无法再继续蛮干才开始放宽固定配额政策;与此同时又转向挑赢家思路,也就是蓄意让少数马来族成为商业精英,让他们成为政府扶起的富豪;只是1997-98年的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使这些快速崛起的富豪不堪一击而垮台。

此外,挑赢家政策也鼓励了快速致富的寻租,即精英依靠政治关系而非实力快速致富,从而加剧了马来族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如少数人持有大量股权。

据此而论,新经济政策便成了备受争议的政策。一般认为出发点是好,可执行不当,且执行偏差太多,以致损及了整体经济表现。

挑赢家不合时宜

今天,大马比往日面对更多的经济挑战,一方面是区域化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他方面是,政府也已债台高筑,没有条件再随意挥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土著经济大会已很难重复往日那种抑制国家潜能的零和博弈政策,如固定配额制,而不得不更重视大扩大蛋糕,特别是扩大就业与普罗大众生活保障。伸言之,挑赢家已不合时宜。

若再重复挑赢家与固定配额制的话,结果只会是全民死路一条。大马在1970-80年代已失去产业升级换代的大好时机,今天由于外部竞争剧化,要升级换代已较1970-80年代难得多。2020年宏愿也已成了难以圆梦的梦想。从实务的角度看,应把重点放在充实一般人民的实用知识与技能,以便他们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与收入。这又涉及了教育与培训制度的改造。大马也无须再培养高教失业或高教低薪的学非所用或用非所学的大学教育,而应更重视与时代和市场需要的技术与职业教育。

与此同时,也要放弃零和博弈观改走正和博弈与双赢的政策思路,如尽可能吸引产业升级所需的人材,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剥夺本国公民就业机会的竞争对手。这是一个有人才才有财的时代,没有人材一切升级皆是空谈,就此点而言,就须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小国寡民,人才有限,何以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很简单,答案便是善用国际人材,以利本国发展,这才是利人利己的双赢思路。有道是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不改变旧有的零和博弈思路,大马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当然也无法创造足够的体面就业机会。

说到底,一国是成功国家或失败国家就看这个国家能否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16字真言。土著经济大会(实应是全民经济大会)若无法做到这16字真言,一切也就是梦幻泡影;虽然有政府宣传效果,却不会有改善国计民生的实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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