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令吉兑美元迈向1998年历史低点之际,我们也将在3月1日迎来8%的服务税和资本利得税,可谓令吉跌不停,税税迎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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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尽管给于食品、电讯等基本服务,维持原本的6%税率,但其他领域如物流、建筑维修、卡拉OK娱乐等,从3月1日开始,就需多支付2%,即8%的服务税,一些方面就估计更高的税率将可为政府一年内多带来至少30亿令吉的收入,更有一些乐观者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同时,别忘了两个月后,我国将于5月1日开始实施奢侈品税,税率将落在5至10%范围。在今年1月1日,政府也开始向网购海外低价值商品(LVG)征收10%销售税。这一切都是政府为扩大国家税收,减少财政赤字的措施之一。

在节流上,政府提出了新的公务员退休制,也计划把公共津贴总额从2023年的810亿令吉减少至2024年的528亿令吉,并在1月启动了主要数据中心(PADU)大计,以落实针对性的补贴措施,然而这一切至今反应不佳,也引起不少议论。尤其,这种增加税收和紧缩开支的财政政策,能否改善国库状况,还有赖于政府的执行力,尤其打贪反腐的意愿更是不能缺席。

实际上,税收与经济关系,不只要看税收的规模和所得,更须衡量其对社会的冲击和效益。譬如,我国于2015年推行消费税时,虽然增加了国库收入,却招来民怨,并成了2018年大选时,执政60年的国阵联邦政权倒台因素之一。之后,希盟上台后,就撤销了消费税。

抑制需求

同样的,面对税税扑面而来之际,一些业者尤其是零售业者就表明,当其他领域的服务税不能幸免于8%的税率时,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肯定会输导到消费者层面,进而减少消费的意愿。毕竟,对于那些面临著生活成本高涨、薪资停滞的老百姓而言,服务税的提高只会让他们的钱包更加吃紧。这种增税措施不只会导致市场消费意愿下降,也会对整体经济形成负面影响,甚至损害了国家的竞争力。

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也被喻为“创新理论”鼻祖的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就曾言,提高税收增加政府支出,也许可以让经济一时复苏,但也会埋下再次萧条的隐患,要走出经济低迷,关键是要让市场创新。然而,面对著保守宗教主义和民粹主义围剿的团结政府,又如何孵化出需要自由与开放土壤才能茁壮成长的市场创新?

历史上,许多实例也表明,通过提高税率来重新分配财富的做法,很少有成功的。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陷入了失落的20年,其中一个导因就在于课重税,导致需求不振,进而陷入长期衰退局面。然而,增税方式简单粗暴,所以一直为当权者所好。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马币兑美元持续低迷,进口成本将水涨船高,再加上税税的连锁反应,会否形成下一波的通货膨胀?终究而言,增税都是由国民来承担的,因此重税本身就是一种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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