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是马来亚历史的一个关键年。是年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利用霹雳州两帮华人私会党(海山和义兴),因锡矿开采权益纠纷,械斗多年仍未停战恢复正常生产,影响了英国海外贸易利益而进行干预。克拉克邀请了霹雳苏丹和两派私会党领袖,在英国军舰上签署了一项调解邦咯岛协议。协议规定霹雳苏丹必须接受一名英国参政司,除了关于宗教和马来习俗之外,一切政务须由参政司裁决。

从此英殖民者的触角,由三个海峡殖民地的海港经济,逐渐深入马来半岛腹地的资源开采领域。1874年离苏伊士运河开通刚过6年,恰好时值英国工业体系进一步升级,国际市场的扩充以及对海外原材料需求的增加,配合了英国从海港经济发展到腹地资源开发的时机。英国人从邦咯岛事件更深一层认识马来亚华人移民及其文化,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是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只知勤奋工作,缺乏国家意识或对宏观政治冷感,对任何掌控统治权的政府的依赖性不强,但都基本愿意遵守既定法律。他们满足于宗乡团体所赋予的互助机制,对政府政策适应力极强。

这样的移民劳动力,英国殖民者是挺放心的,把华人定位于移民性质,是希望这片被殖民的土地,将永远不会走向独立,任由英国控制盘剥。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的60年间,英殖民者便从中国广东和福建两省移入大批移民,投入稻米种植以外的各种经济活动,为英国工业国际市场化作出诸多贡献。

于此我必须解释为何殖民者不要华人移民进入稻米种植行业。以当时经济回收核算,稻米种植几乎跟工业上下游经济活动没多大联系,增值率极低。它仅是维系家庭生存的最低级生活手段。泰国和缅甸当时盛产稻米,从那里输入廉价的稻米,将移民投入较高增值的经济作物和矿产开发,对殖民经济开发追求的利润就更丰厚。的确,英国殖民马来亚和香港,均是全球获利较多的。另一个较次要的因素,就是不要移民跟马来传统稻农竞争,使后者长期捆绑在小农耕作上。

来了大批华人移民,殖民者设立了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专门处理华民事务。对华民的管理方针,殖民者的重点是引导经济开发,但对华社各社群之间的私会党组织与地盘争夺采取的是较“自由放任”的政策,不到非不得已,绝少干预。这不但节省了警力行政开销,也让华民间的私斗消耗了华社民间“领袖”的精力,对殖民者有利。

二战后华人问题

二战期间日军侵占马来亚三年八个月。日本南侵成了英殖民马来亚的转捩点。一方面,在日治期间,日本屠杀支持中国对日抗战的华人。另一方面,日本也策动马来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仇英亲日筹码,并分化华巫关系。二战结束后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但此时的马来亚已今非昔比。大战后筋疲力尽凋敝的英国,已无能力掌控先前帝国的疆土。伴随著各地兴起的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英国已准备安排亲英派接班人,移交政权。但对于英国殖民有功并且是主要纳税人的华人,又该如何处置呢?

1955年,临走前的英殖民者已成功筹办一场民主选举,投票率高达82.8%,选出了52名由巫统占多数的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员。同年初,华民律政司出台了一份报告,题为“The Chinese Problem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马来亚联合邦的华人问题)。从英殖民者的利益视角,报告分析了华人对本土政治的消极性,但却深受中国国内的两派政治的影响,显然对独立的到来准备严重不足。这意味著临去秋波的英殖民者想靠华人维护自身利益是希望渺茫的。

英殖民者意识到华人在政治上分成三派,其中无政治意识属顺民、以侨民自居者占绝大多数,亲国民党者为数不多也可说是过度性质,而第三派亲马共者更少。对于马共,虽说其成员绝大多数为华人,英殖民者认为它的社会基础和配备薄弱,决定以武力镇压。自从1948年马共走进森林打反英游击战之后,马共的粮食供应靠的是森林周边的华人支援。为了切断民间供应线,于是有了“新村计划”,终于把马共主力驱赶到马泰边界的森林地带,1960年结束了“紧急状态”。

从英殖民者经营马来亚殖民地的过程看,对华人问题始终十分重视。首先,华人是殖民开拓经济的先驱,给殖民者带来丰厚的商业利益。有鉴于此,英国引进了大批中国移民,而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在英殖民期间绝大部分始终以移民自居,紧抱中国传统大一统思维,这符合了殖民者的利益。

但二战后国际形势急转,殖民地独立浪潮风起云涌,英殖民者又想华人能在马来民族主义波澜中积极参与其中,协助维护他们后殖民的利益,但已为时过晚,因为华人普遍上不能在一夜间扭转移民心态,改变他们“心向祖国的赤子之心”。就这样,华人从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殖民地时代,发展到今天马来种族主义分子肆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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