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现代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其理据是只有增长才能不断地创造就业与提升生活水平。

尽管也有人主张增长应适可而止,以免过度破坏生态环境,甚而至于危及人类本身的生存,可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关注这适可而止论;毕竟他们也要过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水平。殊不知,发达国家也有发达国家的难题,如生育率大幅下跌的悖论,不仅是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也出现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现象。在大马,生活水平较高的华族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即生育率只有0.9人(2022年)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的2.1(如夫妇两人外加一位可能中途夭折的孩子)。

这确是一个耐人深思的现象,为何越繁荣越不想生育?生活压力加大?越来越多非必需品变成必需品?越来越注重个人权利与享受而漠视义务与人养我,我养人的传宗接代责任?社会福利制度趋于完善,老后靠养老金而非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没有保障?越来越著重活在当下,而不考虑社会整体的可持续性,也不愿意付出,而只想获得短期主义行为?

当人口死率高于出生率时,谁来养活老人或延续社会的生命是当前的热门课题,没有人口增长,何来经济增长,谁来生产与消费?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在1960年,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W.Rostow)曾发表了一个当时很当红的发展阶段论,照这个也称为非共产党宣言的阶段论,发展阶段是可分为,一,相对停滞的传统社会;二,起飞前的前提条件;三,起飞阶段;四,走向成熟;五,高度大量消费与繁荣时期,如1950年代美国便被称为富裕社会,是个人人可享有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可向上流动的美国梦大行其道的美好新世界。

的确,在1950-60年代,西方发达国也确是享有前所未有的生活,无后顾之忧的美好新世界;只是好景不常,进入1970年代后,发达国家普遍面对停滞性通货膨胀的挑战,即一方面是失业率高涨,他方面是物价普遍持续上升。

之所以,直接原因是石油价格高涨,深层原因是政府财政赤字扩大与管得太多,以及个人与公司税太高。易言之,高福利与高税收及高物价是一体两面的事,要高福利便得付出高税,其后果便是高物价与人民缺乏工作欲望。毕竟,税收高会钝化工作动机。

为此,在1980年代发达国,特别是英美两国出台了放宽政府管制,削减公共开支,释放市场潜能的自由化政策。一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这个思潮也是推动全球化的思想依据。其后果之一便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经济不平等日趋严重,中产阶级也日趋萎缩,甚至成了从安逸中产变成焦虑中产。这就使得通常温和中道的中产阶级变得日趋激进成了激进的中产,也成反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支持者。

今天在发达国家,如英美两国,许多人不再抱有美好的梦想而日趋部族主义化,特朗普能当选总统及英国脱欧皆有其社会经济因素。伸言之,当代西方发达国出现自由倒退、民粹主义与部族主义崛起,并不难理解。

今天的西方人,有越来越多人不信任政治人物,也不信任政府机构,自然也易生出排外与恐惧外人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敢提出简单答案与解决方案的人,便可能大受欢迎,从而逼使温和中道者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跟进,如拜登对中政策的“特朗普化”。

进而言之,从增长陷阱的角度看,不仅低收入国得面对一个摆脱贫穷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也面对一个从中等收入升级到高收入的挑战;而发达国本身也面对著一个高收入国陷阱,如高收入不等于生活无忧,国泰民安。美国有几十万人流落街头,没有安身之处便是一个实例。

说起来中等收入或中收入国这些概念并不能充份反映一国生活实况;毕竟人均收入只是一个平均数,无法反映出贫富两极化的现实。许多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国均面对一个中产萎缩,极富与极贫扩大的M型化趋势,即中间的阶层陷落,而两端极富与极贫阶层则在上升的极化现象。这样的国家也是个在政治上动荡多变的国家,如19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的泰国与大马便是两个实例。

进入21世纪后,泰国与大马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外加上生活费日趋高涨、工资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民怨自然也日趋高涨,若不处理好这个课题,可以预见政局不稳也将成为常态。1980年代与1990年代初期马泰两国曾经历过起飞阶段可说已告一段落。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起飞并不能持续进入成熟与高度大量消费阶段,以致家债居高不下成了持续增长的阻力。

+1
1
+1
0
+1
0
+1
0
+1
0
+1
1
前一篇新闻曾志涛:国阵马哥打补选大胜的启示
下一篇新闻飓风“海伦妮”重创美国北卡州 增至88人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