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PKR）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民主”和“改革”自诩，并曾多次修改党章，调整党内选举制度，以顺应政治环境的变化。
然而，细看这些制度变革，我们会发现，公正党时而展现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时而却因现实考量做出看似“倒退”的调整。
自1999年4月4日创设国民公正党，再到2003年与人民党合并而成人民公正党，早期的公正党党选采用代表制，由党代表选出领导层。代表制的好处在于程序稳定、操作简便，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党基层的声音难以直接反映在选举结果中，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代表手中。
2008年308大选可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人民公正党、巫统及马华不约而同在大选后开始推动党内民主化的发展。有别于巫统和马华的“扩大代表制”，公正党采用了“党员直选制”。
犹记得当时的我仍在报界，公正党拟修改党章推行直选制此事，正是我当时的独家报道之一。2009年代表大会上，公正党正式修改党章，并在2014年党选落实这套领先全国的竞选机制，因为这是当时甚至至今也没其他政党敢推行的“一人一票选出中央领袖”，并在2018年首开先河采用电子投票制度。
然而，直选制也带来了难以忽视的问题。首先是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争议与混乱，包括选票管理不善、计票问题、党员名单争议等，使得公正党多次陷入党选风波。最为严峻的问题，直选制加剧了党内派系斗争，由于候选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拉票，派系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甚至引发分裂风险。
如果诸君有印象的话，2018年的公正党原任署理主席阿兹敏击退寻求更上一层楼的拉菲兹（即现任经济部部长兼雪兰莪州班登国会议员），成功捍卫署理主席职；而安华也终于在历经19年后正式以党主席的身份领导公正党。惟，当时的阿兹敏与拉菲兹之争，也让公正党的内部分裂更趋两极化。
也因此，2020年喜来登政变中，11名公正党国会议员退党倒戈，导致希盟政府倒台……虽说被视为“公正党叛徒”的其中6人（即拿督斯里阿兹敏、拿督祖莱达、拿督莫哈末拉昔、拿督卡玛鲁丁、拿督曼梳及巴鲁比安）后来在第15届全国大选失利，但对于公正党所造成的创伤仍难以估量。
2022年党选中，公正党首次使用Adil应用程序系统，党员可通过线上投票或到投票站使用平板电脑投票，但投票和计票过程却遭到质疑，成绩须在1个月后才公布，而党选委员会共接到数百份来自候选人的投诉，引起不少争议。
直选制弊端
马来西亚工艺大学（UTM）政治分析员马兹兰阿里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时形容，公正党投票制度虽是国内政党最民主的政党，但直选制涉及巨大的官僚机构，除非选举委员会能清楚证明票选未有问题，否则将一直存有质疑。
他以巫统、行动党和诚信党投票制度为例，这些政党都是一层一层计算与加总，以巫统为例，他们是以每个区部只有1票的方式作为投票方式。对他而言，公正党未有出现任何诚信问题，但他们已成为“直选制”的受害者。
面对直选制的弊端，公正党在2024年12月15日再次修改党章，决定增加有资格投票的代表人数，以“扩大代表制”取代直选制。这意味著，原本100万党员的一人一票制，改由约2万名代表投票选出党领导层。同时也涉及性别和族群配额原则。
公正党似乎回到了原点，经历了直选制的尝试后，最终选择了更具可控性的代表制。 这是否意味著直选制的失败？还是在权衡党内团结和实际操作后，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平衡，在公正党的党选制度中，成为一场未完的实验。
随著公正党党选制度从直选制改回扩大代表制，另一项更加引人注目的调整，则是党主席与署理主席的竞选可能不会公开进行。
根据报道，公正党国际事务局主席三苏依斯干达表示，在党内讨论与咨询后，党领导层倾向于不开放这两个最高职位的竞选，理由是确保党内稳定，并集中精力迎战大选。
这一决定，在现实政治逻辑上可以理解。毕竟，公正党刚经历了多年党内斗争的撕裂，2020年喜来登政变更让党深受重创。如今，在距离下届大选可能仅剩两年的情况下，党领导层希望避免再度陷入派系斗争，维持内部团结，以提升选民对党的信心。
党内民主
然而，问题在于，公正党一直自诩为马来西亚最民主的政党，其“改革”口号深植党员和支持者的心中。如果连最高职的竞选都无法透明公开，又如何说服选民，党内民主依然健全呢？
无可否认，这一做法虽可避免党内撕裂，确保领导层稳定，但同时也让人质疑公正党是否正在背离其“民主”初心。毕竟，如果连最高领导层的竞争都无法公开透明，又如何自诩为民主改革先锋？
公正党党选制度的演变，展现了其与时俱进的灵活性，但也暴露出进退失据的矛盾。每一次制度调整，似乎都伴随著现实考量，而非一贯的民主深化方向。从代表选举制到直选制，然后又从直选到扩大代表制，再到如今的最高职竞选不公开，公正党看似在寻找最优的制度平衡，实则也在经受民主信念的考验。
如果公正党希望继续扮演马来西亚政坛的改革派角色，就必须在制度调整上拿出更具说服力的理由，确保民主原则不会因现实权衡而被削弱。改革不应只是顺应现实的妥协，而应是对民主精神的持续实践。否则，所谓的“改革”最终可能只是“调整权力结构”的另一种说法，而非真正的民主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