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克威
绪论
「南山高，鑾水长」，有人说唱著居鑾中华中小学校歌时，隱约间能听见「居鑾华语」的鑾腔鑾调。这也许是歷史的偶然，而「居鑾华语」的產生更是偶然。 这一种曾经通行于南山鑾水之间的特殊华语变异，最晚產生于1940年代初的居鑾学校校园內，至今已近80年歷史；林方正曾引述为「山城一怪」。
「居鑾华语」之怪，一般人从直观上就注意到它的声调怪异。然而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这一「怪」更怪在其「產生-扩散流通-衰微」系列发展过程中的 社会与心理机制，及其中体现的语言与社会互动关係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正如笔者之前所言：「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承载著一个社会群体共同的歷史记 忆。比如『居鑾华语』的產生与流通，其中蕴涵著居鑾社区及其社群发展蜕变的信息。」
「居鑾华语」调查
如今山城的「居鑾华语」几成绝响，然在1960-70年代伴隨之成长的一代居鑾人口耳之中，这才是真正南山鑾水间的乡音。雅俗以外、正误之间，自是记忆中的一线山城歷史脉搏暗涌；遥遥南山、悠悠鑾水，浮生半日閒来一杯羔丕三两知音，天地间固是「赧-三-高，卵-髓-昶」。
2000年以来，居鑾本地对「居鑾华语」开始有所关注，专论文章如邓丽妃《乡音异调话居鑾》、林方正《「居鑾华语」漫谈》、《「口传的文化遗產」， 居鑾华语乡音乡调》，此外2012年6月配合居鑾歷史资料文集《蝠城遗事》出版，居鑾中华公会主办了一场「怀念居鑾华语暨《蝠城遗事》推介礼」，活动中以 「居鑾华语」朗读文章。
2014年，笔者根据此前数月的採访调查，写成研究报告《马来西亚「居鑾华语」调查研究：一个特殊的社会语言变异个案分析》，刊登于《南洋学报》。 报告通过社会调查与语言分析两方面相互印证，对「居鑾华语」的產生与语言变异形態进行了辨析，同时根据採访资料整理出其扩散至衰微的歷史发展阶段。这是目 前对「居鑾华语」所作的最详尽论述。
2015年3月，在居鑾中华学校校友会进行了一场「『居鑾华语』座谈会」。出席者包括校友会会长陈鸿德、副会长陈子良、同属鑾中校友的居鑾留台同学 会会长曾汉和、叶陶沙新村（豆沙村）村长刘桄僖、1940年代曾就读华侨学校的退休教师罗保华、1970年代就读于居鑾英校 SecondaryEnglishSchool的卓竑烈。他们都各因不同的背景与原因而与「居鑾华语」结缘。
以下我们根据报告与座谈会的结果，简述其「歷史发展阶段」、「目前使用情况」与「语言变异形態」。
笔者报告根据社会流通情况，將「居鑾华语」的產生、发展至衰微分为三期：1940-1950年代：「扩散期」，为区域流通阶段1960-1970年代：「全盛期」，为全城流通阶段1980年代以后：「萎缩期」，为停止流通阶段。
根据调查显示，「居鑾华语」是二战前的华侨学校学生模仿校中一位四川老师口音而发端的。罗保华是1941年进入华侨学校，曾亲见那位四川老师。据他 回忆，入学后第一次听到当时高年级学生模仿四川老师口音，他认为那时候就已產生「居鑾华语」。但显然当时那种模仿口音仍未走出校园。
「居鑾华语」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歷史的偶然，一群学生的游戏，竟然发展成为今后近四十年居鑾社区的通用语。这是社会语言变异中的 一个特例。它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使用群体上。因「居鑾华语」一直都被视作「粗俗、不正经」的用语，所以使用群基本限于男性；而且在一般正式场合中也比较少 用。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居鑾社区內的「男性市井用语」。几乎所有调查人都表示，从1950年代开始，整条豆沙路就是「居鑾华语」的大本营。
陈鸿德称这一带为「居鑾华语」的「重灾区」，而这一带尤其豆沙村正是居鑾客家人的聚居地。这对「居鑾华语」变异形態的形成影响很大，即：由于最初的 游戏式模仿並不是要做到完全一致的口音，因此其形態的稳定就是在客家方言的包围与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在某个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客家口音模仿四川 口音形成的「居鑾华语」。但说「居鑾华语」者並不仅限于客家人，而且马来西亚其余客家聚居地都未產生类似的华语变异，所以我们说这绝非单由客家方言影响形 成的华语变异。
「標准华语」取代
1960与1970年代，是「居鑾华语」最盛行时期。当时不仅学校，就连社区內的商业活动也通行「居鑾华语」；包括非居鑾土生土长的，只要在居鑾居 住一段时间也会学讲「居鑾华语」。这时期最具时代特徵意义的自然是当时的英校生。他们家里使用方言，学校不学华语，而他们在社会上使用习得的华语就是「居 鑾华语」。
1980年代开始，「居鑾华语」很快地衰微，乃至于1980年后出生的居鑾人很多对其都茫然无知，即使曾听闻也不甚了了。「居鑾华语」的產生至盛行 已很特殊，它的突然衰微更属罕见。究其原因，我们分析为內因与外因。內因即其「粗俗、不正经」的社会定位，外因则是1982年始在马来西亚中小学推行的语 文教育標准化政策。
目前「居鑾华语」只在1960-70年代伴隨其成长的居鑾人群体中使用，属于一个封闭社群內的沟通语。他们不会轻易在群体外的人面前说，因此新生代居鑾人基本听不到。根据林方正估计，现时「居鑾华语」的使用人数不足1000。
1980年代进入萎缩期以后，「居鑾华语」使用者在开始自觉「错误」，並受到儿孙辈嘲笑「怪异华语」的內外压力下，都羞于讲「居鑾华语」。但在惯于以「居鑾华语」沟通的老朋友间却始终还是讲「居鑾华语」最「爽」。于是，他们只向彼此惯说的对象才开口讲「居鑾华语」。
1980年代以来的衰微，学校的语文教育標准化是个主因。自那以后「居鑾华语」被贴上了「错误」標籤；追求「標准华语」的师生群不屑说，原使用群避 免產生「不良影响」也不敢说。于是这一歷史余音渐渐消声之际，居鑾几乎人人都认为理所应当。在1960-70年代成长、从来就惯说「居鑾华语」的居鑾人， 「居鑾华语」不仅是彼此共同生活的见证、更是一种甩不掉的乡音。
至于谈到存在价值及其保存，「居鑾华语」使用群的態度是很不乐观的。虽然有些人表示认同其歷史与文化价值，但包括「居鑾华语」者在內的很多居鑾人都不认为「居鑾华语」有其特別存在的价值，因此对其消失也就基本无动于衷。
「居鑾华语」使用群的多数人都表示，虽然其衰亡是不可阻挡的，但目前的关键是进行记录，就如陈鸿德说的，记录歷史是很重要的，「当有人要回来看的时 候，还有明確的歷史，能从中知道曾经发生这些事情，它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这也正是笔者在报告的结尾中，由「居鑾华语」的例子，延伸及于马来西亚自 1980年代语文教育標准化实行以来社会语言生態的变化而造成各地特殊语言形式消亡现象时，所说的：
前车之鉴，对于马来西亚各地曾经蓬勃绽放的丰富多彩的语言花丛，即使我们已来不及力挽其凋零之势，但借此「居鑾华语」案例权当拋砖引玉，希望语言学 界积极进行材料搜集整理与描写分析；「化作春泥更护花」，最低限度我们的工作能为本土的集体记忆增添一页繽纷的画面，为下一代保留一页社会生活更为丰富灵 动的画面。
夫子推究古礼，也难免「文献不足」的慨叹。我们今天对「居鑾华语」的记录，就是给居鑾的社会文化歷史进行记录。
（文章原刊于《学文7》)
